一个合格的斯多葛主义者，当然应该反省自己是否具有合格的政治反对派品质。假如我们身上果真有着暴民习性，那就勇敢面对现实，去纠正它，把它培养成具有公民意识的政治品格。比如暴民习性有一些非常突出的特点，包括暴戾习气重、无法跟人合作、疑心病、自私自利、容易情绪失控、容易浮躁、容易盲目自信和目中无人、容易愤世嫉俗、容易形成刻板观念且有反智主义倾向等等。偏见和恶习也是暴民习性最常流露出来的外化特征，再加上喜欢抬杠和习惯性否定他人，暴民习性使得人与人之间无法互相合作，反而还互相怨恨。

什么才是一种有效的合作态度呢？谦逊和互信无疑是必备品质。如果一个人喜欢诡辩和怀疑一切，喜欢夸耀自己的小聪明，这样的人还怎么合作呢？你总不能等到上访被打压，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想起跟人合作吧？如果要别人指出我们自己的问题，这种情况既不现实，我们大多数人也接受不了。对于一个斯多葛主义者来说，最佳的替代方案就是及时克制和经常自省。一个不经常自省的人很难具有谦逊品质，反而习惯性指责他人、习惯性跟人抬杠；而一个懂得克制的人则经常及时阻止自己的冲动行为，及时自省和自我修正。要做到这些改变没有那么难，但也没有那么容易，这就像一场小型考试，完全不做任何准备绝大多数人都是过不了关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需要“政治训练”。

我们当然可以把斯多葛主义哲学拿来训练我们自己，这种哲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克制和自省。比如我们可以结成学习小组，通过定期的学习交流来互相勉励、互相督促。这种学习小组就是一种微观的结社模式，它有助于我们培养坚持做一件事情的耐心和毅力，也有助于加强我们与其他人的社会纽带，让我们尝试信任和依赖其他人。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自己在现实中的学习榜样，向人脚踏实地学习克制和谦逊的品格，甚至可以以那人为人生导师来勉励自己，以保证自己在现实中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对于有更长远政治目标的人来说，学习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政治家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可以用阅读传记和观摩演讲等方式来领会这些政治家的政治品格。每一个斯多葛主义者都会为自己树立很多效仿榜样，这样做当然是有好处的。如果只盯着一个榜样来训练自己，这即使不会变质成洗脑，也会变质成个人崇拜。在当前的流行文化中经常容易出现“粉丝文化”，这种“粉丝文化”并不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态度，反而容易造成盲目崇拜和知识阻塞。这就像学校教育，你不可能指望从幼稚园到大学毕业一直让同一个老师教你全部科目。斯多葛主义者通常会向许多榜样学习，这些学习对象不必都是斯多葛主义者，但每个榜样都会给他完全不同的启发。这些学习榜样不仅是日常用来警醒自己的，在遭遇人生困境的时候也可以用来鼓舞自己。

以我本人为例，我将意大利文艺复兴政治家归恰尔蒂尼视为自己的人生典范，不但我的保守主义政治观念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受到他的影响，每当我遭遇人生挫折的时候，我还会设想换成是他，他会怎样应对复杂多变的局势。此外，我还向他学习如何政治地思考，如何谨慎地权衡，如何沉着冷静等等。

当然，光是归恰尔蒂尼还不足以给我的人生定调，我也向哈维尔和古代斯多葛主义者学习，还有美国政治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美国政治学家丽莎·魏丁、法国哲学家昆汀·梅亚苏等等，都是我的学习对象。随着吸收的思想观念越来越多，我就开始逐渐形成一种致力于社会变革的进取性的保守主义观念。

不过话说回来，你在学习自己的人生榜样的时候，不仅可以学习对方的思想理念，还可以学习对方的个人品质，甚至心智上的成熟度和良好的行为习惯都可以是学习对象。谦虚学习那些值得学习的榜样，没有什么好丢脸的，如果觉得什么都不值得你学习，自己不学习，还好为人师，那才是真正的闭塞、盲目和夜郎自大。

现在中共当局在推动中国向“学习型社会”转型，这是十分讽刺的事情，但也需要引起警惕。当局的目的当然是通过创建所谓的“学习型社会”来强化意识形态控制，他们树立了一系列社会主义道德模范，虽然目前还没有对社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是其中动机需要引起高度警惕。一则是因为中共确实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政党，我们经常看到从中央到地方组办大大小小的学习活动，这些学习活动并不是简单走过场，因为它们也在不断强化中共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其意识形态根基。

相比之下，中国社会并没有主动学习氛围，不仅公共场所没有人读书，反智主义和学科歧视等偏见还甚嚣尘上。2024年中国人均阅读量才4.79本书，这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学校教育贡献的。同一年美国人均阅读量达到17本书，相比之下，美国才更像是一个“学习型社会”。另一个需要警惕的地方是，中共在扩张“学习型社会”，这对于青年群体来说是尤其危险的事情，如果我们不主动去争取有学习精神的年轻人，年轻人就会被吸纳进中共的“学习型社会”。总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但主动学习、还在加紧强化意识形态控制的独裁政党，然而反对这个独裁政权的广大群体，不仅满足于一盘散沙的社会现状，还缺少学习自强的精神，尤其是至今没有意识到应该把自己培养成政治上的合格的反对派。

所以，我们鼓励社会自发进行反对派政治训练，不仅是要训练出一批有能力粘合一盘散沙社会的领导人才和运动骨干，还要培养出一个有合作意识、文明开化、自信自强的公民社会。我们鼓励社会主动学习进取，即便不能将青年群体都吸纳到我们这一边来，也要使他们对中共正在扩张的“学习型社会”产生免疫力，防止青年群体沦为独裁政权思想意识形态毒害的牺牲品。

对于以培养反对派为目的政治训练来说，光是自发反省和推广学习自强运动还不足够，因为即使在取得最佳效果的情况下，也只能为社会培养一小批运动骨干和公民群体。我们还需要借助被中共当局封锁的国际网络空间，根据其防火墙的多孔性特点，透过多媒体平台和多圈层化的网络社区，建立一个跨时空的公共领域。

我们不仅要吸纳更多中国民众和流亡群体参与这个跨时空的公共领域，还要在这个公共领域中，切实地锻炼我们学习到的公民政治教育。我们一样可以利用这个公共领域进行结社、演讲、动员、游说和集会，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有效的社会互动比公民政治教育产生的社会效果更加显著。眼下随着社交媒体兴起，事实上已经具备重塑公共领域的传播条件了，但是问题出在反对派政治训练不足以及社会动员开展不起来等环节上。不过归根结底，所有问题还是出在没有出现一批足以形成社会共识的社会影响力者。

我们讲的反对派政治训练无疑有助于塑造这样的社会影响力者，但我们要跨出的第一步还在于促成“社会影响力者联盟”。不管是流亡者，还是身在中国大陆，不管是公开还是不公开参与，这个“影响力者联盟”将是中国未来反对派政治的第一次重要演练，尤其考验的是：政治训练是否把我们改造成了具有合作精神和具备领导力的社会运动骨干。

你如果觉得你自己有能力管理国家，就应该用反对派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你自己：你不但要有具体可行的政策备选方案，还要具备处理复杂社会事务的能力——对于中国未来的反对派政治来说，要锻炼这种能力首先就要学习如何动员国家、如何解决反对派阵营内部分歧、如何约束极端行为、如何有效谈判协商、如何与中共政权斗争，以及如何在斗争遭遇挫折的情况下继续鼓舞社会和保持斗志。这些复杂社会事务不仅锻炼我们领导社会运动的能力，也会检验我们的政治能力。假如我们连这些基本难关都闯不过，还没有耐心把自己朝政治家方向培养，将来国民凭什么相信反对派联盟有能力接管国家呢？将来的社会运动骨干，如果只满足于以乌合之众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但会遭遇这种质疑，还会跟以前一样无法把社会运动开展起来。

社会运动骨干面对这些难题，如果缺少斯多葛主义者那种学习能力和心理韧性，缺少自省和克制，再花里胡哨的政治手段也只能贬值成只会勾心斗角、忙于内斗，最终被中共各个击破，成不了气候。如果社会运动组织者和领导者缺乏缔造新国家的政治家品格和才干，或者说，如果我们不能从政治品格上跟中共官僚区分开来，我们又凭什么让公众相信未来的新国家一定比现在更好呢？但反对派政治训练并不只是针对社会运动骨干，对于热心公共事务的社会各界来说，

反对派政治训练也是提升公民素养和培养公民社会的重要途径。通常我们对“公民社会”有着相当顽固的误解，就像我们对“公共领域”经常一知半解一样。公民社会并不是仰仗政府授权才得以形成的，甚至法治环境也并不是公民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就其在现代国家的诞生历史来看，公民社会通常是自发形成的。比如在东欧剧变之前，中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逐渐抬头的公民社会就不是政府授权的结果，而是社会自强自主的结果，这当然也跟自强不息、努力进取的时代精神有直接关系。

近年有历史学家以东斯洛伐克地区为研究案例，发现社会思想观念转变对天鹅绒革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新的社会观念包括哈维尔思想鼓励民众“生活在真实”中、民众普遍质疑道德败坏的政治环境、权利意识和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超过了现实中的功利因素等等。即使相当多民众持观望态度，由思想观念转变激活的公民社会仍形成了席卷全国的抵抗运动。在此之前，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出现了由多个行动者网络架构起来的反对派政治运动潜流，其中以《七七宪章》签署者为首的多个行动者网络以半公开形式运作，其他由前体制内精英、文化界、宗教界和少数民族圈层构成的抵抗潮流则转入地下运作，在多方行动者网络互相配合之下，社会思想观念转变越演越烈，这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在天鹅绒革命之前就已经成功激活了公民社会，新思想观念的传播就对潜在的公民社会发挥着培育作用。

现在中国离社会思想观念转变还有很远距离，我们会在下期节目解释为什么需要培养反对派政治，以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反对派政治，当然也包括反对派政治将要发挥的关键功能。

在极权主义国家不存在公民社会，而是普遍出现了一盘散沙的荒漠化社会，这当然跟当局镇压和封锁有关系，但是随着世界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发展，公共领域可以不再依附于地理上的社会环境，公民社会也自然可以依托多孔性的社会空间生长。我们面对的是由一个技术革命创造的全新时代，我们必须让自己的观念完美贴合到这个时代来。我们现在甚至可以依托网络技术手段，实现在东欧剧变之前无法想象的言论自由环境，怎么我们反而比当时的东欧人民更加畏缩不前了呢？

事实上，我们面对的真实问题并不是客观上的恐惧成分是否有所增加，而是未能充分意识到在新的技术环境和时代氛围中，我们有许多本来应该做却没有做成的事情。斯多葛主义政治训练归根结底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这种训练教会我们撇清畏难情绪干扰、克服心理障碍、重新审视现实，帮助我们在具体环境中切实分析，有哪些事情我们本来可以做但是没有做到，还有哪些事情我们根本做不到却白白浪费时间空想。这就毫不奇怪斯多葛主义被普遍认为是一种非常务实的态度。对于中国的反对派政治训练来说，斯多葛主义不仅培养政治品格，还是一种实用主义方法论。

当然，尽管我们本期节目将之当成一种“思想技术”来探讨，斯多葛主义远远不止是方法论问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探讨斯多葛派哲学思想，甚至也可以做几期针对控制愤怒和悲观情绪的专题。本期影片着重介绍了运用斯多葛主义“思想技术”来进行反对派政治训练，这是正式推出反对派政治运动之前的前期预热和准备工作。在下期影片中，我们就来式探讨我们应该追求怎样的反对派政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