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斯多葛主义要追求内心平静，但绝不是什么“弃世哲学”，这跟佛教、道教隐居山林绝不相同；斯多葛主义作为一种生活哲学，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紧紧编织在世俗生活的喧嚣之中，尽管其他人往往是打破我们内心平静的最重要原因，但斯多葛派哲学家一再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以及个体对于他人的责任。
斯多葛式情绪控制，除了使人保持理智和防止社会怨恨蔓延之外，还有一种社会功能，那就是塑造稳定可靠的个性，以便更好地履行个体的社会责任，以及不破坏社会纽带。市面上的斯多葛主义训练指南，往往很容易忽视这个重要关切。
勇敢是斯多葛主义奉行的四大美德之一，所谓勇敢往往需要我们在世俗生活中不逃避问题，积极进取地解决问题，与此同时仍然能够有效克制自己，使自己的内心平静不被外界干扰所打破。一个人既要积极面对现实，又要不跟欲望和情绪随波逐流，这当然是很需要勇气的事情。
奥勒留皇帝一再反省与人打交道的难处，他甚至多次明确表示很讨厌跟人打交道，但他也不断勉励自己为了责任和公共福祉，要勇敢而且冷静地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在这一个面向上，斯多葛主义的行为方式显然是不逃避问题，反而还勇敢承担社会责任。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每个斯多葛主义者都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体而存在，他不但表现出强烈的归属感和社会联结感，还始终牢记自己对他人的社会责任，而他自己面对逆境的韧性，也关系到社会渡过危机的弹性应变能力。
但为什么斯多葛学派这么重视个体对他人的社会责任呢？这与斯多葛学派的“内亲化”概念息息相关。英国哲学家朱莉娅·安娜思对“内亲化”的解释是，人天生就有一种自爱和自我保存倾向，这个过程叫做个人内亲化；个人内亲化发展的结果就是人成了理性动物，于是开始关心自己的后代、亲属和朋友，结果就形成超出自爱范畴的对他人的关怀，后面这个过程就叫社会内亲化。也就是说，社会内亲化是从个人内亲化演变出来的，两者都是人的天性，都是理性自然发展的结果。为什么社会内亲化与个人内亲化同样重要呢？
这是因为当人通过个人内亲化过程形成了理性之后，就会意识到自我保存是无法光靠自己一个人来实现的，这时候他不仅需要依靠其他人，还需要与其他人合作以保障共同安全，其他人愿意合作也是为了实现和保障自己的自我保存，而人类社会正是在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
斯多葛派强调个体的社会责任，是因为社会内亲化是人性和理性自然发展的结果；与此相反，如果个体都放弃社会责任，不再关心其他人，也不与其他人合作，这不仅违背人的天性，还给个体生存造成危害，乃至人类社会因自相残杀而灭绝。事实上，救助他者也是一种动物本能，比如我们在一些网络影片中看见大象救落水的小鹿、猩猩救落水的小鸟、小象救落水的人类等等，这说明救助他者的本能在自然界中同样常见。也就是说，即使不需要理性介入，动物本能也一样有超出自身范畴的他者关怀。
话说回来，在另一个面向上，斯多葛主义的情绪控制技术并不是宣扬处世圆滑的“妥协哲学”。实践智慧告诉我们在遭遇逆境时，需要有审时度势的灵活性，斯多葛主义者调整情绪以适应逆境恰恰是这种灵活性的表现，但这跟奴隶道德所鼓吹的生存智慧完全不是同一回事情，因为斯多葛主义者普遍有种坚守内心、拒绝妥协的倾向。
爱比克泰德说，即使是被捆绑起来的奴隶也依然可以获得内在的自由。这句话实际上是表明，斯多葛主义者是最不可能被外在环境驯化的人。有这种倾向性，并不是因为斯多葛主义者有脱离现实政治的道德清高，而是因为他们将自己塑造自己和自己掌控自己命运，视为哲学训练的核心关切之一，而这个自我重塑过程是嵌入在社会行动中完成的，并不是光靠冥想就可以实现的。这种自律特点和强烈的行动主义倾向，后来跨越十几个世纪还影响了法国的存在主义思潮。正因为有这种特点和倾向，斯多葛主义者表现出难以被腐化、难以被侵蚀的特点。在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代遭遇独裁和暴政的时候，还有大批斯多葛派政治家和哲学家结成了反对派，即使其中很多人遭到处决或者流放，也没有瓦解斯多葛派的抵抗决心。
在澄清了以上两种误解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斯多葛主义绝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修养，因为它同样致力于培养稳定可靠、自律而且有行动能力的社会人格。这就意味着如果将斯多葛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反对派政治训练上来，我们也需要培养出具有相当韧性且不容易被环境侵蚀的政治品格。当然，中国眼下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但反对派政治运动却不是不可能，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培养出足以组织和领导反对派政治运动的政治品格。在社会运动低潮期，当愤世嫉俗和悲观情绪蔓延到全社会的时候，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理性来引导社会安全渡过急流险滩。
普遍性的悲观主义往往是阻碍一个社会采取行动的最大心理障碍，斯多葛主义在这方面就表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政治理性。我们在前面提到，斯多葛主义者经常利用坏事预演法来设想一些极其糟糕的突发状况。长期这样训练的结果，就是人会逐渐形成一种准备接受意外状况的心理预期，这不仅有助于减少应对逆境的过度反应，还有助于增强人面对复杂局势的心理韧性。与一般悲观主义完全不同的是，坏事预演法没有宿命论倾向，斯多葛主义者反而结合控制二分法，将不可控因素隔离开来，转而将行动和信念集中到改善人力可为的侧面，把负面想象转化成一种具有行动力的乐观主义。
但是斯多葛式乐观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乐观主义很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反对廉价的乐观主义，因为缺乏心理韧性的乐观主义往往最容易崩溃。
根据“斯托克代尔悖论”，乐观主义者反而是最先绝望和最容易放弃的那一批人。“斯托克代尔悖论”得名于美国越战英雄詹姆士·邦德·斯托克代尔，他在越南战俘营里关押了七年半之久，期间跟其他美军战俘一起遭受了无数次酷刑虐待。后来斯托克代尔发现，反而是起初最乐观的美军战俘没有一个活着走出炼狱。那么，幸存下来的美军战俘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斯托克代尔说这要得益于他参军之前在斯坦福大学接触到的斯多葛哲学，尤其是爱比克泰德思想帮助他极大地提升了克服逆境的心理韧性。斯托克代尔还在战俘营里领导了一系列地下抵抗运动，并利用斯多葛哲学原理制定了一整套行为规范来帮助狱友坚持抵抗。这场抵抗运动主要参与者后来都被单独囚禁，但是单独关押并没有摧毁他们的抵抗意志，这些人都顺利渡过了囚徒困境，不但没有招供，还顽强地活了下来。斯托克代尔说，如果他们迫于恐惧而失去自尊，他们的敌人就会得逞。
显然，斯多葛主义重塑了这批美军战俘的弱者心境，他们调侃关押他们的监狱是“河内希尔顿酒店”，他们不仅不仇恨酷刑折磨他们的监狱看守，反而还对其酷刑工作表示理解。可以说，斯多葛主义要塑造的态度绝不是廉价的乐观主义，更不是完全丧失抵抗意志的悲观主义，而是一种冷静面对残酷现实的行动主义。就中国未来的反对派政治而言，我们不仅要帮助公众客观理解现实困境是怎么形成的，还要同时对抗弥漫全社会的悲观情绪和廉价的乐观主义，这两种情况都像是由于认知上的惰性而产生的自欺欺人。
就一种更务实的态度而言，新的政治理性强调在可控范围内持续推进社会变革。那么，对我们而言什么才是可控范围呢？这不仅包括抑制各种浮躁的社会情绪，还涉及到恢复社会信任、探索合作模式、重建社会纽带、重塑道德责任感等等。这些内容实际上就是捷克思想家哈维尔所追求的公民政治训练，这关系到修复横向断裂的社会联结，为“反政治的政治”和“不同政见运动”铺平道路。政治上抵制极权国家，这当然是有必要的，但光是这样做还远远达不到推翻极权政府的目的。因为反对者之间无法实现有效合作，甚至彼此不能达成妥协，处于事实上的一盘散沙状态。这样的情况不仅无助于形成政治上的反对派，还无助于形成切实可行的社会替代方案。也就是说，假如反对者之间尚且无法克服正常沟通和合作障碍，社会凭什么相信应该把国家命运交付给一帮乌合之众呢？把国家命运交付给乌合之众，这当然是不负责任的事情。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政权和共产主义政权都有一种典型的暴民统治特点，假如反对者们形成了要避免暴民政治和暴政循环的共识，那为什么不从自己开始，把暴民习性剔除出去，把自己训练成合格的政治反对派呢？
这就是我们最后要谈到的问题：应该怎么把斯多葛主义应用于反对派政治训练呢？毫无疑问，这涉及到运用斯多葛主义的“思想技术”来重塑我们的社会观念。其中首当其冲的修正目标就是我们身上的暴民习性。当我们说暴民的时候，很多情况主要是用来指责他人，但在中共当局眼中，所有反对者都是暴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