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学校里另一位老师和她的丈夫，因为无法生育，收养了一个女儿。为此，她被指控压迫和剥削一个无助的孤儿。高年级学生们抄了她的家——她家只是在教师宿舍里的一个小小的单间。他们不放过任何东西——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论是个人财产，还是他们的家。

在那位老师家被抄家后，我记得看到他们收养的女儿在宿舍楼后角的公共厨房里。那个大约十岁的小女孩蹲在地上，头埋在双臂和双腿之间，抱头痛哭。她的妈妈被学生带走进行“批斗”（公开羞辱）去了。我很困惑，这些学生声称要保护这个小女孩免受她父母的压迫，但事实上却让她一个人独自伤心地哭。在我寄宿学校生活期间，我经常在放学后看到这位老师的女儿，她看起来是一个快乐且被父母宠爱的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一天，我走进教室，看见黑板上写着：停课三天。这是我老师写的，她显然不知道，这三天最终会变成了将近两年。学校没有发布任何正式的停课公告，事实上，因为所有学校管理人员都被打倒，学校已经完全瘫痪了。

没人对此有准备，大家都很震惊。就如我说的，真的是天翻地覆。前一天还在正常上课，转眼间一切乱了套。我想，我当晚告诉父母学校发生的事情时，他们可能才知道这些情况。我不记得他们的反应了，可能也没什么特别的反应，因为他们俩也都在忙着应对自己工作场所里发生的乱象。后来透过一些大孩子，我才知道学校将无限期关闭。事实上，直到一九六七年末，毛泽东的中央文革小组才下令学校重新开课，并提出“复课闹革命”的口号。

学校停课了，父母也无法照看我们，因为他们在工作中也被卷入了文化大革命。这意味着，家长们要学习毛主席或中央文革小组的最新指示，参与自我批评，看看自己是否符合指示，在他们自己的单位里搞文革，揪出那些走资派加以批斗，并每天组织批斗会来整治那些被认为与党不一致的人。作为孩子，我们得以自由地在外面游荡。这让我能亲临现场，在街头观看文革上演的情景。我目睹了很多“批斗会”，这种公众审判形式旨在残忍地羞辱和批斗被打倒的人们。还有满载“阶级敌人”的卡车游行。“阶级敌人”的罪行写在他们胸前的大牌子上，头上戴着高高的纸糊尖帽子。牌子上还写着他们的名字，并划了红叉，仿佛象征着这些人的存在被抹去了。那时我只知道，他们一定是很坏的人，不然为什么红卫兵要在大庭广众下点名批斗他们呢？我会在第六章专门探讨红卫兵这个主题。简单来说，他们是一群被洗脑并受到动员的青年，发誓要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命令，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在外面看集会时，一队卡车经过，车后座满了戴着大标牌和纸锥帽的男人。我万万没想到，卡车上竟有我朋友的父亲。他的牌子上写着他的名字，被画掉后改成了“小爬虫”，这表示他是被批判的走资派的追随者。我朋友看到她父亲受这样的羞辱后便开始哭泣。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事情同样可能发生在我父亲身上，因为我父亲和她父亲一样，都是低级干部。我祈祷我父亲不要做错什么，不要被抓去游街。

我在成都看到的情景，正在全国各地上演。红卫兵横扫整条街，几乎没有人能逃过红卫兵的迫害——甚至连四川省第一把手，省委书记李井泉，也未能幸免。我亲眼目睹了他被批斗的一幕。

最终，红卫兵因为派系争斗开始互相武斗，每个派系都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代表。暴力升级，看起来几乎像是一场内战。一天，一颗流弹打在我们窗户下方，当时我们正在吃晚饭。如果那颗子弹再高一点，它就会进入我们的家，可能会让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受重伤，甚至丧命。就在那段时间，我们开始在街上随处看到贴满了据说是被不同红卫兵派系杀害的死者照片。我特别记得其中一张海报，上面是被挖去眼睛、开膛破肚的尸体的照片。我对这些惨状久不能忘，噩梦连连。

有一天，我们听到远处传来很大声的哀乐，那是中国的送葬曲，十分阴森可怕。我们所有人都停下手中的事情，朝着那不祥的音乐声跑去。人群中传来消息，说这是一次尸体游行，称为游尸。游尸的目的是通过展示自己阵营的蒙难者，来赢得公众的同情。就在我快要接近游行队伍时，我被恐惧感压倒，突然停了下来。我意识到，如果继续前进，我脑海中将永远无法抹去即将看到的可怕场景。然而，尽管我没有看到，我的想像力填补了未见的惨状，这让我一直被噩梦困扰。那段时间，我的叔叔不幸因癌症在医院去世。因为红卫兵在医院太平间抢尸体用来充数，我母亲不得不帮我婶婶快速草草地将他的遗体火化。

那些日子天下大乱，不仅是街头，家里也不平静。由于父母经常不在家，我承担起照顾小我三岁的妹妹的责任。那时，我成了她的“母亲”，大部分时间我要照顾我们两个人，直到一九六九年之后，情况才逐渐变好。而我的小弟弟则寄放在保姆家照看。

当学校终于在一九六七年底重新开学时，我被归为四年级第一学期的学生，仿佛没人注意到我们已经缺课将近两年了。这让我想起今天美国的孩子们，他们不仅因COVID疫情受影响，更因各州政府在二○二○年颁布的不良疫情封校政策而遭受教育上的损失，这一点让我深有感触。

我回到的学校已不再是文革前我读的那个学校了。旧的教科书被禁止使用，新的课本还没有及时到位。唯一提供的教材是一部本毛泽东语录，人们通常称之为《小红书》。所有的学术、学习，都被《小红书》取代。我们不仅要背诵毛泽东的语录，还要唱由这些语录改编的歌曲。

所有学术课程和任何形式的学习都被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完全取代了。我必须承认，我是接受这种思想的学生之一。我们能有什么选择呢？我当然不知道还有更好的选择。不过，有一句毛泽东的语录让我产生了疑问：“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援。凡是敌人支援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不禁想：“如果敌人喜欢吃糖果，那我是不是应该讨厌糖果呢？”当然，这些疑问只能都留在我脑海中，从未敢向任何人透露过。

在允许学校重新开放时，毛泽东宣称复课闹革命为了让我们可以在学校继续文革，但这次是通过课堂上学习他的语录书。我几乎记得大部分的语录，至今还能唱那些歌，甚至能背诵毛泽东的诗词。我特别喜欢毛泽东诗里简单的一句：“不许放屁。”

在课堂上，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学习和背诵毛泽东的语录和诗词，我没办法不记住它们。时间一久，这些东西都深深地植入了我的脑海，怎么也甩不掉。甚至父母之间也比赛看谁的孩子能背诵更多语录和诗词。有一天，我父亲回家后说，他同事的女儿比我小，却能毫无差错地背诵所有毛泽东的诗。他对我说：“你得更加努力才行。”

除了学习毛泽东的话语，我们还在课堂上举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这是一种较温和的批斗会，学生们会利用从《毛主席语录》中学到的句子进行互动。这些批评包括指出某个学生言行不符合“正确”。自我批评则是对自己未能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进行反思。这被称为“活学活用”。在学期结束时，我不止一次被选为班级的“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作为模范学生展示如何认真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你可能想知道我从同学和老师那里受过哪些批评。其中一个经常出现的批评是说我太骄傲、太自信了。这违背了毛泽东教导中的谦虚谨慎原则。自尊在当时被视为一种不好的特性。为了方便起见，我也会用别人对我的批评内容进行自我批评，不然我就得找其他理由来批评自己。久而久之，这种学习变得千篇一律，毫无新意。

后来，我们得到了改进版的数学教科书。这些新教材与《小红书》并无太大区别。实际上，新教材就是《小红书》的化身，它的内容渗透到了数学、阅读等各个学科。这样的教学毫无疑问只能培养出听话的、受毛泽东思想熏陶的机器人。

在我十年“求学”期间，我们并没有学到太多知识。唯一一件毛主席要求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是，每学期花一个月时间参加“向工农兵学习”的项目。我在田里收割过稻谷，也在丝绸厂和食品罐头厂里干过活。有一次，我们在工厂里用锤子粉碎煤渣，回收未燃尽的部分再利用。当然，没有任何防护装备。一小片碎屑飞进了我的眼睛里，疼痛难忍。我艰难地找到了工厂诊所，还得等医生跟他的朋友聊完天才来看我，我一直在疼痛中颤抖。这就是我锤子的经历，和镰刀的经历同样残酷！

我们还进行过军事训练，包括射击和长途徒步行军。甚至在校园里挖战壕，以防御可能的苏联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我们的战壕沿着操场的围墙延伸。我总是想，如果苏联鬼子真的出现在我们的战壕前面，我们能撤到哪里去呢？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是“忆苦思甜”。我们会集可食用的野菜，用粗玉米粉做成馒头，并听老工人讲述他们在“解放前”的苦难生活。吃这些馒头是为了让我们“忆苦”，以此确保我们对毛主席给予的“幸福生活”心存感激。尽管这些馒头味道很差，但来自贫苦家庭的学生却会因为肚子饿而抢著吃。

直到一九七四年，毛主席允许邓小平重新回到具有影响力的岗位担任第一副总理，我们才得以恢复真正的学术课程。但这种情况非常短暂。在这段短暂的时间内，一种对于我们来说极其陌生的感觉——希望，开始在我们心中萌芽。我们从未想像过有机会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我和朋友们兴奋地开始讨论起一个我们从未触及的话题：长大后想做什么？那时我已经十五岁了。一年后，毛主席认为邓小平是个“右派”，一个试图扭转文化大革命“进程”的人。于是一九七五年邓小平被免职，他的政策也被否定。那个夏天，我高中毕业了。

随着邓小平被整肃，我们的梦想也随之破灭。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上大学的希望消散了。相反，我们面临的是“上山下乡”运动，被发配到农村的可怕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