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争取律师本应享有的基本会见权利，伍雷甚至不惜与另一位以风格强悍著称的律师杨金柱一同，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前进行了一场颇具行为艺术色彩的抗议：

他们给法院送去了一袋红薯。

这一举动背后的象征意义引发了外界诸多解读（有说法称是讽刺某些官员吃地瓜长大的却忘了本，也有说法是暗示案件处理太软），但无论如何，其挑战不公、坚持权利的姿态十分鲜明。

正是他们这种不懈的努力和持续引发的舆论压力，最终对案件的解决起到了关键作用。

2013年5月3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终于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原判认定吴昌龙犯爆炸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依法宣告吴昌龙无罪。

与吴昌龙同案被卷入福清纪委爆炸案的，还有一位名叫陈夏影的女性，她被指控犯有包庇罪。

与吴昌龙的命运相似，她的案件也经历了漫长的审理和申诉过程。在伍雷等律师的共同努力下，继吴昌龙被宣告无罪之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对陈夏影案也作出了再审判决，同样以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宣告陈夏影无罪。

目光再投向东北，吉林金哲宏案也是伍雷拯救无辜者行动关注的重点之一。

这位原名金哲红的吉林省永吉县男子：

于1995年因被控杀害一名20岁的花季少女而被捕。

后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金哲宏自被抓之日起就始终坚称无罪，并表示自己遭受了残酷的刑讯逼供才作出了有罪供述。在其漫长的二十多年服刑和申诉过程中，伍雷发起的“拯救无辜者”行动将其列为重点关注和救助的对象，为其提供了持续的法律支持和舆论呼吁。

此案同样存在诸多难以解释的疑点，如关键物证的缺失、现场勘查的不规范、口供的矛盾重重等。

经过金哲宏本人及其家人多年的不懈申诉，以及法律界的持续关注和推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于在2018年决定对该案启动再审。

同年11月30日，吉林高院公开宣判，认为原判认定金哲宏故意杀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宣告金哲宏：

无罪。

此时，距离他最初被羁押，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三年。

除了这些最终得以沉冤昭雪的案件，伍雷还投入精力关注和代理了许多其他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

包括一些至今仍未获得平反的陈年积案。

例如，河北承德陈国清等四人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案。此案发生在1994年，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朱彦强四名青年被认定为凶手。

案件经历了四次一审、四次二审的漫长拉锯，河北高院三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最终在2004年第四次终审时，在高院未再次发回的情况下直接改判四人死缓（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或无期徒刑（朱彦强）。

此案疑点重重，包括警方声称的关键物证带血刀具，其鉴定报告日期竟然早于刀具提取日期；被告人指称遭到刑讯逼供；缺乏可靠的目击证人等。著名刑法学者早在2001年就论证此案证据不足。

伍雷律师团队近年深度介入此案的申诉工作，尽管他本人已被吊销执照，但仍协调李仲伟、赵军等律师接力推进。他们紧扣证据疑点，反复向最高法、最高检申诉，并呼吁媒体关注。

虽然何国强、朱彦强等人已服刑二十多年后陆续出狱，但司法上的清白仍未恢复。陈国清因始终不认罪，仍在狱中服刑超过三十年，是四人中最后一位等待清白的人。

伍雷等人的持续努力，使得这起被称为：

四次死刑，四次刀下留人。

的世纪疑案得以持续受到关注，申诉之路仍在继续：

又如，被称为“廊坊灭门案”的河北原伟东案。

此案涉及1995年和2000年两起共致6人死亡的灭门惨案。

原伟东等人于2001年被抓，被控参与两案。案件审理过程极为曲折，历经三次一审、两次二审：

原伟东等人多次被判死刑。

尽管原伟东在2000年灭门案中有铁证如山的不在场证明（案发时远在黑龙江老家缴税，有票证和派出所证明），最终在该案中获判无罪，但他仍被认定为1995年杨长林案的凶手，与另一被告汤凤武一同被判处死缓。

该案的核心疑点包括：原始卷宗和关键物证丢失；多名被告人声称遭受刑讯逼供：

汤凤武甚至哭诉被用辣椒水塑料袋套头、电击等酷刑。

唯一的幸存者兼目击证人张金萍的证言前后矛盾，且曾明确指认过已被证明无辜并获赔的村民赵某辉为凶手。

伍雷律师于2021年从年事已高的前辈律师吕宝祥手中接棒，开始协调洗冤团队跟进原伟东案的申诉。

尽管已被吊证，他仍积极为再审辩护出谋划策，推动多名经验丰富的律师组成辩护团，申请异地审理，并成功联系到赵某辉出庭作证。

伍雷本人也撰写多篇文章呼吁公正审判。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即使最高法指令再审，河北高院在2024年10月的再审终审裁定中，依然维持了对原伟东、汤凤武的死缓判决。

更悲惨的是，原伟东在漫长的羁押等待中罹患胃癌晚期，未能得到充分治疗：

于2024年底在看守所医院含冤去世，终年54岁。

距离他被抓已整整23年。

原伟东至死未能等到洗清罪名的那一天，其家属表示将继续申诉。

这些未竟的案件，仅仅是伍雷等洗冤律师们面对的众多困境中的冰山一角，也深刻反映了在中国推动冤案平反之路的极端艰难与漫长。

在专注于个案平反的同时，伍雷也积极参与了数起因涉及律师执业权利或具有重大社会影响而引发广泛关注的集体辩护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