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磕。
这个略带生猛气息的词语，开始在律师圈内流传开来，并逐渐成为一部分维权律师的标签。
这个词最早可能由资深律师迟夙生在2011年处理广西北海律师伪证案期间提出。到了2012年贵阳小河/黎庆洪案，死磕更是被一群律师演绎得淋漓尽致，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
伍雷，因为深度参与了这两起标志性案件以及后续一系列维权行动，逐渐成为了：
媒体和公众眼中死磕派律师的代表人物之一。
所谓死磕，并非一个精确的法律概念，而是对一部分律师在代理案件，特别是面对司法不公或程序违法时所采取的一种坚韧、有时甚至被视为挑战体制权威的抗争方式的概括。
这种方式的核心在于对法律程序和法条进行极致的：
较真。
抓住每一个可能的程序瑕疵或违法点，反复提出质疑、申请、控告，力求将法律规则运用到极限。
同时，他们高度重视并熟练运用新兴的：
网络自媒体平台。
如个人博客、微博等，进行所谓的：
网络揭露。
将案件细节、庭审实况（有时甚至冒着风险）、司法过程中的疑点和不公之处公之于众，试图绕过传统媒体的审查，直接诉诸社会舆论，以期形成压力，推动个案解决。
不仅如此，穷尽一切可能的法律救济途径也是其常用手段，他们会不断地向各级人大、政法委、检察院、纪委监委等部门：
举报投诉办案人员可能存在的违法违纪行为。
更有甚者，他们有时还会采取一些引人注目的：
行为艺术式的表达方式。
以示抗议或吸引关注。
例如，伍雷和另一位以风格强悍著称的律师杨金柱，就曾为了争取会见福建冤案当事人吴昌龙的权利：
给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送去一袋红薯。
其象征意义引发诸多解读，但其挑战姿态十分明显。
死磕律师们常常宣称他们的策略是只磕程序不磕实体、只磕公权力不磕私权利，即主要针对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是否严格遵守了法律程序、是否存在权力滥用等问题进行攻击，而不是直接评判案件本身的实体是非（尽管程序问题往往与实体公正密切相关）。
这种策略意味着他们必须同时在法庭内外两条战线上作战：庭内进行严谨的法律抗辩和程序挑战，庭外则努力争取舆论支持和社会关注：
让社会当法庭。
伍雷本人后来在反思为何会走上这条充满争议和风险的道路时，曾流露出对体制内正常救济渠道有效性的深刻怀疑。
他在多年后自己面临处罚的听证会上就曾直言发问：
所谓正常途径哪里可以有效解决问题？
这种对现有纠错机制效率的悲观评估，以及在目睹和代理了大量个案不公后产生的强烈正义感和无力感，共同促使他和其他一些律师，选择了这种更为公开、更具对抗性、也更能引发社会关注的死磕策略。
在他们看来，当法庭内正常的辩论和申诉难以奏效时，将案件的冤情和司法过程中的问题暴露在阳光下，接受公众的审视，或许是推动问题解决的最后手段。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中国司法系统自身在某些层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律师正当执业权利时而出现的限制和打压：
催生并强化了死磕现象。
3
李庄案之后，伍雷的律师生涯轨迹发生了显著的偏移。
他似乎找到了一种更契合内心召唤的方向，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倾注到了刑事辩护领域，尤其偏爱那些疑难复杂、积重难返，甚至早已被外界视为铁板钉钉的冤假错案。
他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
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
仿佛成为了他后半段职业生涯的行动指南和精神支柱。
为了将这份热情化为更系统、更持续的行动力，他在2013年底：
发起了一个名为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的民间公益项目。
据公开报道，这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力量自发组织的，专门致力于为那些身陷囹圄但坚称无辜的服刑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筛选案件线索、推动冤案复查与平反的机构。
这项工作极其繁重，行动每年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上百份承载着血泪与希望的申诉材料。
伍雷会组织起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律师、法学学者乃至一些富有经验的退休司法人员组成的专家团队，对这些材料进行初步的筛选和严谨的研判，从中找出那些确实存在重大疑点、具有平反可能性较大的案件。
一旦确定目标，便会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本就有限的资源，进行深入的证据核查、法律论证、申诉材料撰写以及持续的跟进和呼吁。
其实，在这项拯救无辜者行动正式启动之前，他还曾与其他几位律师共同发起：
设立了超期羁押案件援助基金。
最初是聚焦于那些被长期违法羁押、诉讼程序莫名停滞不前的个体，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
后来，在2013年，随着福建吴昌龙冤案历经十二年磨难终获平反，这个基金也随之：
更名为吴昌龙基金。
其宗旨进一步扩展，旨在向那些因遭受漫长冤狱或在艰难申冤过程中导致生活陷入极度困境的人们及其家庭，提供人道主义的经济支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重新融入社会。
一个标志性的例子是，2014年福建村民念斌在被关押八年后终获无罪判决，走出看守所时几乎一无所有，他便成为了吴昌龙基金的首位受益人，获得了一笔来自同行和社会关怀的、用于恢复基本生活的援助金。
这些年，伍雷的名字逐渐和一系列在中国当代法治进程中留下深刻烙印、引发广泛社会讨论的重大冤假错案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