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笔者的亲身经历来说，当地的农民并不欢迎知识青年去，即使那边还是地广人稀的北大荒。而且当时他们也没有做好物质和思想上的准备。1969年3月12日到达富锦县二龙山公社龙阳大队，还是天寒地冻的日子，生产队还没有准备好取暖的柴火。生产队就带领知识青年去国营林场去砍伐树林，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坏生态环境。生产队为知识青年提供的一座房子，作为12位男生的宿舍和知识青年的食堂。我们当时完全不知道，房屋的原主人一家全部死于肝病。不到两年，到龙阳大队插队的35位知识青年中，有一半得了肝炎，病退回杭州。其他没有得肝炎的知识青年可能也被感染，只是当时没有爆发出来，或者只是病症不明显而已。当地的农民没有做好思想上的准备，是指杭州知识青年的政审档案是一个多月后才到生产队的。村党支部书记看到政审材料，吓坏了：有外祖父（的哥哥）是国民党行政院长，有美国特务，有国民党军统特务，有国民党中统特务，有国民党军官，有右派份子，有走资派，有反动学术权威，有坏分子……那些政审材料能毁灭一个青年的一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泽东的大乱达到大治的试验品、是毛泽东重新取得政权后急于恢复社会秩序，急于恢复社会稳定，急于求成政策的牺牲品。这个政策和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搞的驱赶北京几百万低端人口的政策有一比。驱赶低端人口，为的是北京社会的稳定，为的是北京生活质量的提高，说的比唱的好听。当年的知识青年就是中国社会的低端人口，被社会抛弃的低端人口。知识青年是一个只能被动承受上山下乡政策的群体。

五、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评价的客观标准

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直存在正、反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特别是在亲身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当中。

2015年王成信发表了《习*近*平成为领导人是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的最大成果》的文章，王成信指出：“大家都知道：在十八大的七大常委里面，有四个都是毛主席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他们分别是总书记习*近*平、总理李克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德江、负责纪检委和政法委工作的王岐山。他们都是在当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在经历了农村生活的艰苦磨练以后，有的是被农民们推荐上了大学——比如习*近*平和张德江；有的是在七七年恢复高考时考上去的——比如李克强和王岐山。”这里需要修正的是，王岐山也是被推荐上大学的。

笔者曾撰文指出，十八大后“知青代”领导中国正是中国的劣势，中国第五代“领导人”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虽然有很高的学历，但长时间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系统的教育，可谓是不学有术；如今他们已经或者即将步入耳顺之年，进入生命下坡曲线，不可能有改革进取的热情和精力。如果把习*近*平成为领导人视作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的最大成果，那正应了古人的话：“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王成信的吹捧，置中国第五代“领导人”中的知识青年于不仁不义之地。你让他们何以去面对那些将生命留在北大荒、留在内蒙草原、留在云南山岭的战友？你让他们何以去面对那些在上山下乡过程中被奸污、被性侵的姐妹们？

笔者以为，至今为止不能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做出一个正确的令人信服的评价，关键是缺乏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这个评价标准必须是客观的、唯一的，并且可以反复检查和反复验证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初的文章是南京大学讲师胡福明写的，受到胡耀邦等的青睐，后来就成了改革开放的大旗。

在工业国家的理工科研究中，实验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其实在西方国家，理论、定理、公式、模型、模式等等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西方人一说起来就是，按照我的理论，如此这般。不过在被实验验证之前，一切理论都还只能是假设。只有经过实验的验证，才能上升为理论。伽利略用斜塔实验证明了两个不同质量的铁球同时落地的理论。后来美国社会学家杜威教授把它应用到社会科学，就变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适先生再将它引入中国，加以推广。但是1949年以后，没有人敢用胡适先生的东西。胡福明老师将胡适的东西加以新的包装，就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大旗。

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评价也一定存在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

笔者以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评价的客观评价标准就是，知识青年是否将自己的子女也送去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罗星航是一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后来担任过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区政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等职。罗星航在凤凰网十二期《知识青年个人史》上发表《不希望我们的子孙重复上山下乡的痛苦》的文章，罗星航在文章结尾时指出：“还有最最重要的，不希望我们的子孙重复那样的经历，哪怕让我们再次承受上山下乡的痛苦。”

定宜庄也是一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后来成为史学博士，她与刘小萌共同撰写了《中国知青史——初澜》和《中国知青史——大潮》两书。定宜庄介绍说，她写这书的初衷，是要告诉她的儿子和所有知青的孩子，这本书就是为他们写的，她希望这样的事情永远不要再发生。

可见，知识青年很注重子女的教育问题，注重子女的成长道路。用知识青年是否将自己的子女也送去上山下乡这个客观标准去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能为知识青年所接受。罗星航和定宜庄都表达了这样想法。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是为了评价而评价，目的是为了子孙后代不必再重复那样的经历，让那样的事情永远不要再发生。

如果知识青年把自己的子女送去上山下乡，让他们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么他们是实实在在地承认，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于中学生毕业生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是不可缺失的，比继续求学或者参加工作更加重要。

如果知识青年没有把自己的子女送去上山下乡，那么他们就是否认让中学生毕业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这条道路，起码在这个年龄段是没有必要的，继续求学或者参加工作比上山下乡更加重要。那么他们就是用自己的行动否定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笔者承认，自己没有把女儿送去上山下乡，而是在她高中毕业后支持她继续上大学学习。学习的专业和具体大学是女儿自己选择的，她现在是一位不错的儿科医生。笔者所认识的黑哥、黑姐们中，没有一个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去上山下乡的，绝大多数都是让子女上大学继续深造的，他们希望子女能完成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至今为止，笔者还没有听到有一个知识青年将自己的中学毕业的子女送去上山下乡的，送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许这是笔者的孤陋寡闻所造成的。

李克强的女儿中学毕业后进北京大学学习，毕业后曾去美国大学继续深造。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曾经就读杭州外国语学校，中学毕业后没有像她学哥、学姐那样去北大荒插队落户，而是进北京大学学习，再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在完成学士学业之后曾回中国。最近听说习明泽又回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看来哈佛大学、北京大学的学问，都要比梁家河的学问大许多。习*近*平、李克强子女走的路，彻底地否定了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