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列车经过三天多的行驶，过了黑龙江省的绥化后，列车上的杭州知识青年发生了剧烈的内斗。也许是文革中派别斗争的延续，更可能是被压抑的情绪的剧烈宣泄。这场械斗的工具是车厢里被拆除下来的硬板座位。列车到了佳木斯市，火车上来了许多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列车被军管了。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学生提出处置肇事凶手的要求，否则就不下车。我们全然不知道，当时这条铁路线上正在紧张地调运着部队和战争物资，准备三天后发生的第二次珍宝岛战役。列车到了集贤县的福利屯站，这几百名中学生被解放军战士赶下了火车。然后坐上汽车，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来到插队的北大荒村庄。1974年笔者和其他一些知识青年到主打珍宝岛战役的部队，和部队的指战员们一起打了一次篮球友谊赛。说实在的，孙玉国的部下，篮球打得真不错。据说孙玉国本人篮球打得也不错。只是当年孙玉国不在那里，他已是沈阳军区的副司令。比赛之后，部队的指战员请我们吃了饭喝了酒，给我们讲了和官方报导不一样的中苏珍宝岛战役。

有人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自愿的行为，在报名时大家都是自愿地填写了报名表的。在决策学中，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选择方案的基础上，自主地做出的决策才是自愿的。在选择方案只有一个的基础上，任何决策都不是自愿的，没有选择就是被迫的。当初，所有的知识青年面临的只有上山下乡这一条路，没有其他路可走。可以挑选的只是去的地方，是去北大荒，还是去内蒙古，是去陕西，还是去云南；还有就是所去单位，是去兵团，还是去农场，还是去插队落户。由于上山下乡是当年六届中学生的唯一出路，没有其他选择，所以上山下乡是被迫的。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被动的承受。

三、叫“知识青年”太沉重

笔者1977年参加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高考，1978年初到南京大学上学，在黑龙江北大荒差不多九年时间。到南京大学后上第一堂高等数学课，老师又让我们做了一次考试，考试内容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高考数学考题。记得考的分数刚够及格。用这个考分在文革前是进不了南京大学的，可见这批考生的文化基础知识是缺乏的。考生缺乏的不仅仅是数理化基础知识，更缺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当老师，1985年去德国留学。从离开西子湖算起，49年多，快50年了，中间曾两次回到北大荒。感受最深的是2006年那年回去，都说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笔者回去的那个地方，也许是个例外，是个改革开放的东风没有吹到地方。过去村里有一个小学，学校的校舍是村里最大最好的房子，操场有付篮球架。现在小学没有了，小学生每天来回要走24里路。从二龙山镇（公社改为乡镇）到村子的路还是五十年前的水、泥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要不是借的是丰田的越野车，恐怕连村子也到不了。唯一的变化就是，原来这里的是种大豆、高粱和玉米，现在改种水稻了；原来是为生产队种地，现在给一个温州人种，这个温州人从村支书手中把土地经营权都买了过去。

其实把我们这群人称为“知识青年”，是名不符实，特别是当中的初中生。我们并不是什么“知识青年”，我们是正在学习最基本知识的青少年，有的还不到十六岁，还不能算是劳动人口。按照现在所谓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笔者也没有完成。就算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也没有资格被人称为“知识青年”。你看当今的中国官场，硕士可能是起码的学位，不少人都有个博士学位。当笔者1985到德国留学，入学需要高中毕业文凭（德国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大多为13年的教育），笔者拿不出来，初中尚未毕业，别说高中毕业文凭了。大学外办的工作人员出了一个招，用中国大学毕业文凭当作德国高中毕业文凭，这才入学读书。在德国，中学毕业文凭最为重要，其次是学士和硕士文凭，最后才是博士文凭，因为只要有了中学毕业文凭，任何时间可以入大学学习，哪怕是退休之后也可以，没有年龄限制。按照德国的标准，一个读了八年书的学生，肯定不是什么“知识青年”，还是属于文盲群体。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毛泽东把这批不是知识青年的学生称作“知识青年”，却又要让他们去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不是本末倒置吗？记得村子里有一个中农，是个马老板，走南闯北的能说会道。他对我们说：“你们要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这才发现毛泽东的指示中少了一个标点符号。中国农村中分贫农、下中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和恶霸地主，贫农和下中农简称贫、下中农。毛泽东的指示应该是“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可是谁又敢说毛泽东的指示中少了一个标点符号呢？我们反击这位马老板的办法，就是引用毛泽东的语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泽东还说过：“农民没有文化”。让有“知识”的青年去接受没有文化的农民的再教育，这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