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运动被镇压后，政府高压，新闻媒体沉默。政府在提到这个事件时，被轻描淡称为“光州事件”或“光州暴乱”。

不久之后，韩国争得1988年汉城奥运会举办权，大大推进了民主化进程。这时，反对党的改宪运动如火如荼，特别是1987年6月，百万人走上汉城街头要求改宪。军队已无法再压制民主运动。韩国军政府在内外压力下，也为了对国际社会改变政治形像，被迫接受宪改方案，采用总统直接选举制，独裁统治在韩国终结。

全斗焕下台。1988年，光州“5·18”事件很快就被国会重提。1993年第一位非军人总统——金泳三上台，承诺为“5·18”运动死难者建立国家公墓。1997年，金泳三签署“5·18”运动特殊法令，正式为“5·18”运动正名，死难者家属获得赔偿金。

镇压“5·18”事件的元凶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被法庭公审，以内乱罪被判处重刑。

总起来看，应当说，中国天安门的学生与市民比光州学生市民温和文雅多了。光州市民进行了武装反抗，并焚烧了政府控制的几家电台和报社，而北京市民则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更有意味的是，在韩国，并没有因为为光州事件的昭雪正名而走向激进主义氾滥成灾，没有发生文扬文章所预期的“各地乱党揭竿而起”的局面。同时，也没有因大屠杀之后一段时间内社会表面稳定，经济有所发展而放弃对负有镇压责任的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的审判，尽管人们承认他们在韩国经济起飞过程中是有功劳的。

在绝对的律令下，任何政绩都不可能抵消杀人罪。正义是没有替代物的。

回到基本常识：把罪恶看作罪恶

所有为屠杀辩护的论调，其核心，说到底，无非是宣称，我们是为了其他人的长远利益而牺牲你们的。

前面的论述已经很清楚，历史决定论是虚妄的。牺牲当下人们的生命，并不确定是否能赢得其他人的长远利益。

更根本的是，谁有权利以下一代人追求富裕的名义、以未来的长远利益名义，或以任何其他人的名义，来屠杀当下活生生的国民？谁授权给你了？通过何种程序授权给你了？你从哪里获得代表未来人或整体国民的权利？

更深一层考察，难道未来的人与我们当前人的权利是不平等的吗？何以为了他们的福祉就要夺取我们的生命？他们高人一等？

因此，历史，不可能作为杀人的遮羞布。未来，不可能把当前的杀人合理化。

没有任何“反思”能够为野战军上街屠杀徒手平民作辩护。无论通过何种精心制作的“反思”话语，杀人也不会变成“温柔的抚摸”。无论运用如何精巧的理论包装，罪行也不会变成“历史的功勋”。

让我们回到常识：把杀人如实地看作杀人。把罪恶如实地看作罪恶。惟有如此，才能真正避免“恶性循环般的历史重演”。

让我们把常识深植心中，祭奠天安门的亡灵。

（2005年六四16周年于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