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典和芬兰于5月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后，土耳其拒绝支持他们的申请，除非瑞典交出一批被通缉的个体，包括几名记者。迄今为止，瑞典当局拒绝违反法治保护寻求庇护者的规定，但土耳其仍试图利用瑞典想加入NATO做要挟来进行引渡。与此同时，居住在欧洲正在被土耳其追捕遣返的人继续遭受恐吓和侵害。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显著加剧了跨国镇压的当前趋势，展示了人权危机如何波及并扩散开来。回应异地暴力和专制政府不断扩大的影响范围需要从涵盖人道主义、避难和安全等多个维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挺身而出的高昂代价

跨国镇压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异议，以维持独裁政权的控制。尽管起源国针对许多不同的群体，包括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但公开批评政府的个人往往成为骚扰甚至暴力的单独目标。自2014年以来，自由之家记录的所有人身跨国镇压事件中，有97起事件是针对记者的，也就是占11%。

尽管新闻记者在保护媒体自由的自由民主国家中也可能受到跨国镇压的影响，但在法律淡薄或不存在法治保护的国家，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尤其可能被用作跨国镇压的工具。2022年，吉布提被添加到自由之家的数据库中，成为一个采用跨国镇压策略的起源国。在2022年5月，索马里的一片自称为独立但国际上未被承认的领地——索马里兰，逮捕了吉布提活动家阿雷·苏莱曼·奥勒德，因他在脸书上发表了针对吉布提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盖勒的批评言论。尽管据报道，奥勒德最初被拘留时没有人出示过逮捕令，但当局最终以一项禁止侮辱他人尊严的刑法对他提起了诉讼。人权组织担心奥勒德将被秘密带出索马里兰，因为有报道称吉布提政府派直升机来运该活动家。最终，奥勒德被无罪释放。然而，居住在索马里反抗压制性邻国政府的人仍然面临危险。

在2022年12月，玻利维亚将一名在该国居住了三年的古巴活动家驱逐出境。马吉迪尔·豪尔赫·卡斯特罗，他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追随者，经常批评古巴政府，被玻利维亚移民当局指控违反了2013年的法律，该法律禁止外国公民“扰乱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他被要求15天时间内必须离开该国。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卡斯特罗被驱逐出玻利维亚是古巴当局的要求。然而，这起事件反映了跨境打压的一种熟悉趋势，即在接纳国、起源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改善期间，接纳国会镇压或骚扰流亡社区的活跃成员。2021年在土耳其和北京关系升温期间，土耳其开始拘留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就是一个例子。类似地，卡斯特罗被驱逐的时间与玻利维亚和古巴国家元首在哈瓦那会晤的时间重叠，哈瓦拉会议是“我们美洲人民贸易协定（ALBA-TCP）波利瓦尔人民联盟峰会”的一部分。接纳国现行法律可能侵犯外国公民、难民或寻求庇护者的言论自由，可以用来压制异议，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有效地达到直接跨国镇压的同样目标。

对难民的保护薄弱也会危及记者和其他受到跨国镇压的人。在2022年8月，马来西亚当局驱逐了巴基斯坦记者赛义德·法瓦德·阿里·沙赫，他自2014年以来一直以合法认可的难民身份在该国居住。沙赫曾报道有关巴基斯坦安全部队涉及强制失踪的活动，据称他因工作而被绑架和虐待。马来西亚当局确认，沙赫是应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在吉隆坡的要求而被驱逐的，后者声称沙赫是一名前警察，正在接受纪律审查。自由之家的《2023年世界自由报告》发现，在2022年，独立媒体在157个国家和地区受到攻击，包括刑事起诉、非法暴力和审查制度。被流放的记者和活动家面临双重风险：在接纳国面临受压迫的法律，以及被外国独裁者镇压。

新的政策回应，保护和问责方面的持续差距

流亡者和离散社群寻求庇护的国家政府正开始考虑采取政策来对抗跨国镇压。然而，这些回应大多将重点放在确保国内安全的机制上，同时忽视了移民系统内的脆弱性，并并且由于进行外交政策权衡从而削弱了国际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