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合国特别报告员：中国必须维护被监禁人权捍卫者的权利
本周，联合国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玛丽·劳勒(Mary Lawlor)发布了一份声明，要求中共当局维护遭监禁的人权捍卫者的权利。本次声明的特别之处在于，劳勒要求中共当局立即提供有关“知名人权律师高智晟下落的信息”。据悉，这是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自高智晟律师2011年服刑以来，第三次对其处境公开表示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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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政府在先前的答复中称高智晟未被羁押在中国境内的说法，劳勒要求当局提供详细信息，说明其为寻找高某和确定其所在地点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及针对其强迫失踪案件所启动的调查工作。
联合国人权专家表示：“高智晟失踪已近八年，中国政府始终拒绝就其强迫失踪问题进行对话，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如果他没有受到拘留、监禁或软禁，那么当局必须披露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查明其下落。”
高智晟
劳勒表示，“她对于自己多次要求获得关于高智晟失踪案件的最新调查进展但迄今为止未收到任何信息感到失望，并再次呼吁中国政府查明其命运和下落。”
据悉，多个人权捍卫者家属和公益组织向联合国指控中共当局对这些人权活动人士实施酷刑或虐待。因此，今年2月，特别报告员曾致函中国政府，要求其提供关于丁家喜、黄琦、黄云敏、伊力哈木·土赫提、秦永敏、张海涛和赵海通的健康状况和治疗情况的详细信息，包括最近一次接受医疗评估的日期。然而，报告员表示仅收到了其中两人的具体信息。
劳勒表示：“我对接连收到关于中国境内被监禁人权维护者所受待遇的指控感到不安，其中包括与酷刑、剥夺获得适当医疗服务及探视等权利有关的侵犯行为。”
最后，联合国人权专家呼吁中国政府应该“确保这些被拘留者能够获得家属探视、法律援助以及适当的医疗服务，同时将其关押在官方认可的拘留场所，并向拥有合法权益者提供关于其命运和下落的信息”。
二、谢菲尔德大学：以维吾尔侨民为例，针对中国的跨国镇压“可防可治”
编者注：前两期的《CDT报告汇》栏目介绍了中共当局的跨国镇压行为。本期我们介绍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最新研究报告，报告证明，只要东道国政府干预，中共当局的跨国镇压行为完全“可防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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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一所中国研究机构（INCCS）发布了一份报告，在揭露中共当局对维吾尔和哈萨克侨民跨国镇压的同时，介绍了如何防止和反制跨国镇压。
报告方面
该报告采访了位于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和英国的30多个组织。
报告首先详细阐述了中国等威权国家针对倡导人权的公民社会团体实施跨国镇压的手段，包括网络骚扰、监视和家庭恐吓等。“公民社会组织(CSOs)是威权国家骚扰的主要目标，中国党国推动了跨国镇压的全球增长。中国对维吾尔和哈萨克侨民的镇压，是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政策’的延伸，也是中国境外驱动‘软实力’的关键方面，这些做法将威权主义呈现为民主的仁慈替代品。”
该报告还分析了如何预防和应对跨国镇压。例如，报告发现，“从事维吾尔相关问题的公民社会组织面临加剧的跨国镇压，并发展出自己的缓解策略，包括咨询网络安全专业人士、与地方当局互动，以及避免在线发布个人信息。这些策略通过增加知识分享、培训和监测的协调，可以作为预防策略更有效。”
具体而言，针对公民组织个人方面，报告表示这些组织应该努力确保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经常更换电话号码和寻求东道国政府的帮助。另一方面，东道国政府也应该提供足够的网络安全支持，并消除物理监视和物理暴力等。
报告还认为，东道国政府往往只重视那些涉及国家安全威胁的跨国镇压，而忽略了对这些组织个人权利的侵犯。报告批评这样的思维方式并不正确，并强调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就是国家安全威胁。
此外，报告指出，东道国政府不应该成为跨国镇压的帮凶，相反应该成为这些组织的“避风港”。例如，报告批评了哈萨克斯坦政府，指出一些来自新疆的哈萨克人因为抗议而导致被遣返。
此外，报告还详细说明了中国的动机：“北京的策略源于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民族政策’及其全球‘软实力’目标。中共官方通信指示官员监视海外维吾尔人，将他们标记为‘失联’，并通过威胁其亲属鼓励他们返回中国。”它指出，中共将维吾尔团体视为人权信息的“关键节点”，使用间谍、恐吓和虚假信息对其进行打压。
最后，报告敦促各国政府将跨国镇压视为国家安全问题，并同时优先保护人权捍卫者。
三、中国的“周边传播”正在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
本周，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旗下的“边疆研究项目”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将其对外宣传工作的重心从全球转向其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增加地缘政治影响力。
这份报告深入探讨了由北京大学学者卢荻首创的“周边传播”概念，这一概念被视为一项新兴的研究和行动领域，旨在影响邻国对中国的论述。
报告封面
该报告的核心论点之一是，中国正在寻求基于“亲和力”和“包容性”等文化共性，来打造一个“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将服务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通过推广一个“中国新时代对外话语体系”，讲述中国善举的正面故事。
该报告指出：“这种方法将‘跨界民族’视为一种可利用的资源，因为共享的文化特质，如服饰、食物和语言，可以作为连接周边地区的桥梁，使当地民众更容易接受国家精心编织的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叙事。”这一策略的实施，旨在通过文化软实力，潜移默化地塑造周边国家的观念，使其更倾向于接受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主张。
报告提供了多个具体案例来阐述“周边传播”是如何付诸实施的。例如，一家位于尼泊尔加德满都的“中国西藏书店”，它被描述为一个“对外宣传的前线”。这家书店的使命是“推动中国文化元素深度融入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场景”。这种文化渗透不仅仅是推广书籍，更是通过具体的生活场景，让当地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和熟悉中国文化，从而在情感上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此外，报告还讨论了地名使用的转变，例如从“西藏”（Tibet）到“西藏”（Xizang）的转变，以此作为削弱西藏独立理念和彰显其国家归属感的一种方式。这种语言上的微小调整，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在文化和政治领域施加影响力的深层意图。
报告还指出，在技术层面，中国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来持续生成动态、算法化的宣传内容。学者刘元和陈思强调了一场正在出现的“认知战”，其战场就是周边国家民众的思想。他们认为：“这一策略的实施，不仅包括传统的媒体和文化交流，还正在向数字领域延伸。通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中国可以大规模、自动化地生产针对特定受众的宣传内容，从而在信息战中占据优势。”
报告表示，这种利用先进技术进行宣传的方式，使得信息传播的效率和精准度大幅提升，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塑造和引导舆论。
最后，该报告总结道，这些举措共同构成了中国在周边地区扩展地缘政治影响力的综合战略。相较于其之前的“全球战略”，“周边战略”相对成功，影响深远，值得国际社会持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