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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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Books Review（中国书评）：是一份在线出版物，将提供与中国图书相关的信息、见解和智慧的评论。该书评网站由中国连线(The Wire China)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共同发起。该网站将免费提供由知名作家撰写的书评、作者访谈、编辑节选，以及更多类似《纽约书评》的一般性文章，并且将重点关注有关中国和来自中国的书籍以及更广阔的汉语世界。
一、中国悲观主义是“致命却实用的药物”
8月5日，英文期刊 Made in China Journal刊登了学者张舸(Dino Ge Zhang)的一篇文章，系统梳理并命名了一个正在中国社会蔓延的新情绪——“中国悲观主义”(Sinopessimism)，并将其置于一种“后乐观主义”的语境中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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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援引学者张哲熙(Gary Zhexi Zhang)的概念，将“中国悲观主义”由原本的思想实验转化为对现实的诊断：在经济高速增长后的中国，曾经支撑“个人奋斗”与“阶层流动”的乐观预期正快速崩塌，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无力感”和“沮丧”。作者指出，这种转变不仅是经济周期的结果，更是文化、代际与社会结构综合作用的产物。
编者注：中国悲观主义一词借用自“非洲悲观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发展研究、媒体报道和外交政策讨论中，常用“非洲悲观主义”来形容一种对非洲经济、政治、社会前景普遍消极的态度。
他借用学者项彪和劳伦·柏兰特(Lauren Berlant)的话指出，中国年轻人心理处于一种“残酷的乐观主义”状态。过去青年工人的那种“悬置”状态（既认命又期待）正在瓦解，“当乐观主义激发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永远无法实现时，它就变得残酷了”。
张舸指出：“自2020年以来，在国家强制推行乐观主义的背景下，尽管社会对这种负面情绪存在压制，甚至直接惩罚，但负面情绪在中国公共领域中的传播呈现出指数级增长。”作者表示，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向后乐观主义社会的持续转型”，“人们开始意识到自身理想的残酷本质”。同时，与之对应的是年轻人行为模式的转变——从“无限推迟自我享受为特征的未来导向型禁欲文化”转变为“以享乐主义、经济节俭和功利主义顺视为特征的当下导向型青年文化”。
之后，作者以中国当下的网络流行语为例，依次介绍了多种“中国悲观主义”形态。首先是躺平主义，作者称其为“一种反工作(anti-work)的政治立场”，同时也是一种务实的自我调适策略。其次是反婚恋主义(Heteropessimism)，该主义以“我们是最后一代”等口号为标志，指部分青年主动拒绝婚育，男女双方以各自的理由退出异性恋关系市场。
此外，作者还介绍了润学，即“并非仅仅是对祖国及其传统生活的消极、悲观的否定，更是对有意义的逃离抱有积极、乐观甚至乌托邦式的希望”。与之相反的，则是另一波年轻人积极拥抱“体制”，考公考编。
然而，作者也强调，这些情绪与策略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与韩国的“N抛世代”、日本的“悟世代”以及欧美的“大辞职潮”形成全球呼应。文章写道：“事实上，中国是最新加入这一全球后增长困境俱乐部的成员之一。我们，无论幸运与否，都身处其中。”
同时，作者也表示，这种悲观主义并非坏事。某种程度上，中国悲观主义是“致命却实用的药物”，既是对现代化线性叙事的拒绝，也是寻找出口的尝试。作者引用张哲熙的观点：“中国悲观主义为那些被剥夺了当下的人提供了拒绝现代主义框架的条件。”
文章后半部分探讨了“中国性”的自我批判传统，从“东亚病夫”到《丑陋的中国人》，再到今日网络社群中的“自我否定与自我吹嘘并存”。然而，张舸引用夏学钧的话提醒人们，真正的方向感不必依赖宏大叙事，而应来自个体在黑暗中保持活力的能力。
最后，作者引用了“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一概念。他鼓励中国民众：当一个制度已不可持续却依旧延宕时，个体应意识到“历史总会有垃圾时间，但我们的生活不是这样”。
二、英国大学管理层配合中共当局压制学术自由
近日，智库“英中透视”(UK-China Transparency, UKCT)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英国学术机构的中国研究正面临系统性干预与压制，尤其影响到涉及敏感议题的学者和学生。报告称，中国的跨国镇压在英国高校已“部分复制了中国国内的环境”，对学术自由与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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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基于英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国研究学者匿名问卷调查，50名受访者提交逾1.7万字的详尽答复，揭示了包括签证拒签、威胁家属、课堂监控、线上骚扰、研究项目被迫取消等一系列现象。“英中透视”指出：“在部分案例中，大学管理层不仅未能抵御干预，反而因依赖中国留学生学费而主动配合压制。”
调查发现，学者普遍担忧签证问题，这造成了对敏感议题研究的寒蝉效应。“有学者承认刻意自我审查，以确保能继续进入中国”，另有受访者将签证限制分为三类人群：“被禁入的批评者；自我审查者；以及与中共立场一致、言论不受质疑者。”
调查发现，38%的受访者认为，校方由于担心影响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使敏感议题研究更加困难；64%的人认为，依赖中国留学生学费加剧了这种顾虑。个别案例中，管理层明确要求学者调整教学内容，以避免冒犯中国学生或政府，甚至在中方施压下取消研究项目。报告还记录了一位学者的遭遇：被资助方询问研究是否会“冒犯中国政府”，并得知招生部门会跟踪其经费申请进展。
在学生层面，74%的受访者所在课堂上有中国留学生，然而部分教师为避免冲突而删除或调整敏感内容。一名受访者称：“来自中国的学生因担心课堂上存在潜在告密者而不愿公开讨论敏感话题，但在信任的小组或单独交流时更为坦率。”多位学者点名，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是校园监控的重要渠道，与中国使领馆保持密切联系。
此外，尽管72%的受访者未直接目睹中共官员在英干预，但调查发现，有案例显示，中国外交人员获准在无监督情况下进入教学楼，并且校方还提供了学者的敏感信息，包括“联系人和研究活动”清单等。甚至，还有学者遭到中国访问学者当面威胁：“我们在盯着你。”
针对保护措施，42%的受访者认为，所在大学未能充分保障中国籍学生学者及中国研究人员的言论和学术自由。该机构指出，英国《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案》（2023）与《国家安全法案》（2023）为高校提供了新的法律工具，例如建议终止孔子学院及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合作项目，并将某些干预行为纳入“外国干涉”刑事罪行范围。
然而，报告强调：“自上而下的执法虽必要，但不足以根治问题，还需学界内部形成健康、坦诚的学术文化与集体行动。”
最后，“英中透视”呼吁英国学术界正视中共干预的现实，加强对学者与学生的制度性保护，并与他国合作，共同捍卫学术自由。
三、书评：玛格丽特·博伊廷新书揭示了中国性工作者的内心世界
约克大学教授玛格丽特·博伊廷(Margaret Boittin)是一位专门研究中国法律和政治的学者。2024年底，她出版了一本新书《中国卖淫业监管：性工作者、警察与公共卫生官员日常生活中的法律》(The Regulation of Prostitution in China: Law in the Everyday Lives of Sex Workers, Police Officers, and Public Health Officials)。（编者注：目前该书还没有中文官方翻译，书名由CDT编辑暂译）
8月7日，英文期刊中国书评(China Books Review)刊登了作家亨维克(Robert Foyle Hunwick)所撰写的书评。文中，亨维克对这本书高度评价，并表示：“书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探讨了这些女性如何看待自己，而非国家对她们非法工作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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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表示，全书的前三分之一回顾了中国性产业监管历史。例如，晚清昆明、贵阳、成都等地会设立由警察售票、抽成、统管妓院的“围墙区”。之后，1949年中国新政权建立，一次性取缔北京两百余家妓院。然而，改革开放后，性产业卷土重来，1980年代沿海城市酒店、酒吧里的“短裙客”成为景象。有人甚至提议设立有牌照妓院的“性特区”，但被老干部否决。与此同时，高官与企业家纵情声色，出现“江苏某局长包养140名情妇”及“铁道部长传与整部《红楼梦》剧组女演员有染”等轶闻。
书中引用《中国日报》2010年的数据，估计中国性工作者约在300万至1000万之间。在此期间，性交易的回潮伴随性病复发。1985年，中国大陆首例艾滋病例被称为“爱资病”（“艾滋病”的谐音），2007年梅毒在上海成为“最常见的传染病”。
对此，作者表示，胡温当政时期的政策主要是“忽视、谴责、容忍与征税并存”。例如，2006年出台的娱乐场所规制细则要求KTV、夜总会、浴室等“凌晨2点至8点关闭、包间门不得上锁且需半透明、禁用可调光照明”，并限定服务人员着晚礼服、旗袍或医护服。然而，博伊廷表示，许多政策形同虚设，缺乏实际执行。
该书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博伊廷的长期实地访谈。她的田野调查涵盖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走访KTV、出租屋妓院、情妇公寓，与不同层级的从业者对话。调查发现，底层的“站街女”与“发廊”女多视职业为羞耻。“她们深知自身处境岌岌可危，通常对政治、警察甚至健康检查都不感兴趣，认为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有害，不适宜合法化。”
然而，中层KTV小姐则愿意接受体检、敢于报警，认为性交易“虽非法但很自然”。一位受访者甚至称：“如果是我喜欢的客人，不论钱多少我都会去，因为我们女人也有自己的需要！”对于高层的“二奶”，她们则更加自信，并不认为自己是性工作者，生活方式也更加奢侈。
不过，无论对自己的看法如何，调查发现，这些性工作者（或嫖客）都不想让家人和邻居发现，因为他们觉得家人和邻居思想“封建”或狭隘。例如，就有一位性工作者担心，如果亲戚们知道她每月汇款的来源，她会“被唾沫淹死”。
最后，书评也提到了本书的不足：“这本书主要涵盖胡锦涛执政末期至2012年的情况，并未记录习*近*平主政时期检察机关严厉打击性交易的全部效果。”书评中，作者猜测，在北京等一线城市，政策打击或最为严厉，但在偏远地区，“容忍与征税”可能仍在继续，“粉红区”的潜规则并未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