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社会的反日情绪达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高峰，且呈现出明显的非理性、极端化特征。从打砸日系汽车、集体抵制日货的社会事件，到一些地方市民因穿日本和服而遭受网暴和公开羞辱，再到媒体对任何“酷似”日本元素的锱铢必较（如河南《大河报》对武汉大学座椅标签的炒作），最后到令人震惊的苏州刺杀日本小学生事件，种种现象表明，一股强大且极具破坏力的工具化民族主义浪潮正在中国民间涌动。
这种情绪，既非纯粹的民间自发，更非对复杂历史真相的深刻反思，而是中共长期推行仇恨教育、意识形态宣传，特别是充斥荧幕的“抗日神剧”所种下的恶果。这些神剧通过夸张、娱乐化甚至科幻化的剧情（如“手撕鬼子”、“子弹拐弯”），不仅简化了残酷的战争史，更使年轻一代对历史产生了一种认知偏差和廉价的胜利感。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在一个强调对外开放和全球合作的时代，这种情绪反而日益高涨，并屡屡以暴力和非理性的方式爆发？
本文认为，中国当前高涨的民间反日情绪，并非单纯的历史仇恨延续，而是中共在经济下行、社会矛盾尖锐时，通过官方默许、媒体渲染和意识形态教育，将其作为转移国内压力的“屡试不爽的武器”。这种策略在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中可以被称为“替罪羊理论”（Scapegoating Theory）：当统治者无法解决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时，便会引导公众将对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和生活不安全感的不满和愤怒，投射到一个外部的、安全的目标上——即日本，以释放巨大的社会张力，并达成统治合法性的再巩固。探究这一现象，我们必须先审视中日关系史上那个被刻意淡忘的“蜜月期”，以及日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巨大且无法回避的影响。
一、历史的巨大反差——从“蜜月期”到“冰点”的急剧转折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日关系曾达到一个空前的“蜜月期”，友好与学习是当时中国上下的主旋律。这与今天的紧张气氛构成了巨大的历史反差。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共高层一度将日本视为学习的典范和获取资金技术的重要来源。实用主义是这一阶段对日态度的核心。
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1978年，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日本。他不仅亲自乘坐了著名的新干线，更是前往参观了松下电器的工厂。邓小平对日本现代化成就的惊叹，成为了中国高层态度的缩影。他曾感叹：“我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了！”官方宣传基调明确：要放下意识形态争执，学习日本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学习”基调。随后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则积极推动对华合作，奠定了日本对中国第一批现代化项目的关键支持。
这一时期的民间和官方交流深度，使得中日两国人民互相对对方的好感度一度到达了80%以上。在文化和经济上，日本的渗透和影响力是全面的。日本的电影电视剧如《姿三四郎》、《血疑》、《排球女将》、《阿信》和电影《追捕》、《人证》曾风靡中国，其极高的收视率和引发的社会热议，帮助中国人建立了对日本普通民众的亲切感和具象认知，山口百惠、松坂庆子、真由美（中野良子）和栗原小卷等著名女星成了中国男人们心中的女神，而杜丘（高仓健），则成了中国女人心仪的标准男子汉。动漫产品如《聪明的一休》、《铁臂阿童木》、《花仙子》等，更成为中国一代青少年的文化启蒙。1980年9月，北京展览馆第一次举办大型音乐会，中央电视台破天荒地进行了现场直播，邀请的正是日本民谣歌手佐田雅志，那场演唱会让十几亿中国人知道了什么是通俗、民谣歌曲。
在外交方面，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邀请了三千名日本青年访问中国，这是中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间交流活动之一。这次活动旨在推动民间友好，将双边关系推向顶峰，反映了 中共领导人希望通过“世代友好”来稳定中日关系的长期战略意图。
官方甚至集中力量拍摄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清凉寺的钟声》等一系列反映中日友好主题的电影，作为官方指导宣传的例证。为了纪念中日建交35周年，中国还拍摄了反映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16集电视连续剧《鉴真东渡》。
1980年，人民日报发表了解放军报社原副社长姚远方的通讯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讲述了聂荣臻战场救孤女的故事。次日，日本《读卖新闻》也在头版头条刊载了相关文章对此事进行报道，中国元帅人道主义救助战争孤儿的故事震动了日本社会。
1980年7月14日，当年的小姑娘美穗子应聂荣臻邀请，从日本来到北京。国内、国际媒体都以《日本女儿到中国寻亲，他的父亲是一位元帅》为题全程报道。这个动人的故事还写进了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简称苏教版）的中国小学六年级下册的课本。
在中共长期主导的“受害者”叙事下，日本在近代史上对中国的正面影响被系统性地忽视了。然而，历史事实是，日本曾是中国走出蒙昧、迈向现代化的关键跳板，其贡献是结构性的。
近代史上，包括孙中山、陈天华、宋教仁、鲁迅等在内的无数中国仁人志士都曾留学或避难日本。日本不仅是他们躲避清廷追捕的避风港，更是他们接触西方现代思想、学习科学知识、酝酿革命的重要场所。日本的教育体制，特别是弘文学院等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专门学校，为他们提供了学习西方思想的快速通道。这些“日漂”回国后，成为了中国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的骨干力量。可以说，没有日本，中国的近代革命和思想启蒙进程将面目全非。
这一影响更为深刻且普遍，它直接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的现代知识体系。当代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许多词汇，并非直接来自西方，而是由日本学者从西方概念翻译后，再传入中国。这是一种“汉文化圈现代化的共振”。在政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乃至日常行政用语中，有近乎百分之七十的词汇来自日语或经由日语翻译。
这些“日货”包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派出所、警察、数学、物理、化学、哲学、经济、干部、服务、权利、义务、民主等等。如果按照极端反日逻辑，推行彻底的“抵制日货”，那么中国的现代知识体系将面临坍塌，中国人甚至可能无法说出一句完整、有内涵的现代汉语。这种文化上的巨大借用，恰恰说明了日本在近现代史上对中国知识体系构建的巨大作用，是任何“反日”宣传都无法抹杀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