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帮小兄弟中，中国援助最多的是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

从1950年的朝鲜战争（中共自称的抗美援朝）开始，中共就掉入了援助朝鲜的无底洞。战争开支、无偿提供朝鲜战争、生活必需品共计14万多亿（旧币），按期本息偿还“苏联老大哥”62亿卢布。就是在无数老百姓饿死、逃荒的最困难时期，中共仍以无息贷款方式为朝鲜承担了29个工业项目；4.2亿卢布的贷款能还就还，不还也行。

中共对我们最熟悉的“同志加兄弟”越南援助时间最长、数额最大。越南无所不要，中共无所不给。截至1978年，援越物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仍处于大饥荒的1962年，中共又无偿提供越南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装备。当然，最后的结果我们也看到了：1979年中越战争，越南用的武器是中国制造的，军粮袋上印的都是“中粮”。

1954年至1976年，中共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大饥荒年代也照给不误。其原因只不过是阿尔巴尼亚是中共“反苏反修”的功臣。

如果，仅仅是如果，这些出口的粮食、农副产品、巨额外援资金物资，能用在中国的老百姓身上，还会有饿死4,000多万人的三年大饥荒吗？可是，中共宁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民在饥饿中悲惨地死去，也要大搞“世界革命”，争当“世界革命”的老大。而它所谓的工业化、国防建设、外援，每一分钱都浸透着中国人民的血泪和生命。

提前偿还苏联债务，搜刮尽了农民仅剩的口粮、种子，饿死了更多人

其实，所谓的苏联逼债只不过是又一个谎言。

1960年7月，中共和苏联“老大哥”闹翻，苏联撕毁中苏全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撤走苏联专家，这时大饥荒已经发生一年半了。而苏联撕毁的只是技术协议，和农业没有任何关系。是中共自己要提前还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又不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雪夫的磋来之食？”

实际上，苏联不但没有逼债，反而向中国提供粮食、食糖援助。而中共的提前还债，却搜刮尽了农民仅剩的救命粮，用来抵债、出口换取外汇还债。因此，饿死了更多的人。在毛泽东眼里，他的面子比中国几千万人的性命更重要。中国老百姓大批饿死的时候，却是中共还债最多的时候。

老百姓在吃树皮、野菜，在人吃人，中共却搞起了“特供”

大饥荒时期，人们为了活命，抓到什么吃什么，不少东西甚至连猪狗都不吃。中共将这些乱七八遭的东西美其名曰“代食品”。一种是用人不吃的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及壳类制成淀粉，掺在面粉里；一种是树叶、树皮、野菜、野果、甚至是“观音土”。1959年秋，国务院号召开展“小秋收”运动，上山采集野生植物。由于人们饥不择食，对一些东西毒性不太了解，因而中毒现象此起彼伏。

为了推动代食品运动的发展，中共成立了“瓜菜代”领导小组，并设立专门的办公室，各地也成立了相应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可笑的是，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曾经承担“粮食多了怎么办”研究课题的中科院科学家们，到了1960年，则开始研究粮食少了怎么办，承担“代食品”的研究任务。

在广大农村，还发生了大量人吃人的惨剧，吃尸体、杀人吃、人肉当猪肉卖。有的人饿红了眼连自己的亲人、父母、孩子都杀了吃。当时中共为了掩盖真相，将吃人案件称为“特种案件”。在各地官方、民间的调查报告、原始记录、文学作品中都有当时全国各地人吃人的记载。（相关资料可以在网上搜到：中共安徽亳县政府办公室前副主任梁志远《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或《大跃进里人吃人》——搜狐社区、中共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记录》（《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七分人祸：大饥荒中的人吃人事件》——水煮百年、《吃人肉、炼人油：1959信阳事件中的家乡》——腾讯网、《大跃进运动中青州的人吃人事件》——曹东亚的博客……）

老百姓在吃猪狗都不吃的东西、在饿死、在人吃人，中共却搞起了“特供”。“特供”按官员行政级别分为三类：级别最高的，每户每天肉1斤，每月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烟两条。次等，每人每月肉4斤，白糖2斤，甲级烟两条，鸡蛋3斤。再低一级，每人每月肉2斤，白糖1斤，甲级烟两条，鸡蛋2斤。

中共的特权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哪怕老百姓正在啃树皮、嚼秸秆、正在饿死、人吃人。尽管它喊了一辈子“为人民服务”，做了一辈子“人民公仆”，一辈子“为人民谋福利”，其实质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中共考虑的是政治影响而非人的生命

当饥荒蔓延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时，中共开始从各地调入粮食。在农村大面积饿死人时，中共更关心的是城市粮食供应，考虑的是政治影响而非人的生命。农村死人，消息可以封锁，但如果北京、上海饿死了人，就会造成严重的国际影响。

可是，全国各地到处都缺粮，把粮食调入北京、上海的结果是各地饿死了更多的人。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是跟毛泽东大跃进最紧的一个，“放卫星”最多，饥荒也最严重，从四川调走支援北京的粮食也最多。当时有一种说法，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结果，四川是大饥荒中饿死人最多的一个省份。

而1959年初，中共要求各地制止农民外出逃荒、不准流入城市，同样是出于政治影响的考虑，至于这样做是不是掐断了农民逃生的希望，那不是中共考虑的问题。

为了封锁消息，不让农民逃荒到大城市影响国际形象，中共对社会实行无孔不入的严密控制

很多人可能会奇怪，饿死那么多人，怎么不见老百姓有什么反抗啊？是，历朝历代，很多农民起义是在饥荒之时。可是，中共对社会的无孔不入的严密控制，把这种可能性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了。各地因饥饿引起的小规模哄抢粮食、暴动，都被中共无情镇压。

1958年，为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发展不受干扰，公安机关接到指示“把应该逮捕的人逮捕起来，把应该拘留的人拘留起来”。层层下达抓人指标，把那些反抗抵制、暂时没有而将来有可能反抗抵制的人、有可能犯罪的人，统统关进看守所、拘留所、劳教队、集训队。党委、人民公社甚至大队都有权抓人，公社也可以组织劳改队。这种无法无天随意抓人的行为，成了大跃进时期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

第二个手段，就是给那些抵制人民公社、大跃进、共产风的农民，戴上“新生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帽子。到1958年底，地富反坏分子扩大到71万多人。这些人在农村任人宰割，仅安徽一省就被整死、饿死42万“四类分子”。

第三个也是最没有人性的做法。1959年2、3月间，中共指示各地制止农民外出逃荒，尤其是到城市寻找活路。一些地区民兵在路口设卡、拦截。农民没吃没喝，又不能外出逃荒，只能坐在家里等死。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地方官员还在喝叱：“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

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广设收容审查站，把逃荒的群众抓回去，把农民的逃生机会全部剥夺了。尤其是不能让农民流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造成中共所谓的严重国际影响。很多人被收容后，强迫劳动、做苦力，吃不饱饭，还要被打骂、受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

除了收容审查，有些地区还有一个“死招”，就是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不断搜山，把逃到山里找吃的农民抓回来改造，把农民活命的最后一线生机也给掐断了。

中共对社会天罗地网般的严密控制把农民牢牢束缚在一方土地上，斩断了灾民所有逃难、求生的机会和希望，加剧了饥荒的严重，使更多人因为饥饿、政治运动、中共毫无人性的做法而死亡。

中共自始至终在欺骗

1960年至1961年，中共领导人都对来访外宾保证中国有足够吃的。在此后长达20余年时间里，中共将大饥荒死亡人数的统计资料列为绝密，同时不断对外宣传中国没有饿死人。就如同“六四没有死一个人”、中共没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样。

就在大饥荒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整个1960年，《人民日报》都在大力鼓吹“大跃进的高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我们的伟大的理想”、“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整顿以来，越办越好”。

20世纪80年代，原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作报告时讲到：1961年底，时任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周伯萍受命对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数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是饿死几千万。周恩来看了统计报告后下令赶紧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周恩来还是不放心，再次致电询问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甚至连脑子里的记忆都销毁了。

从一开始，中共就将大饥荒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债，隐瞒饿死人的真相。直到80年代后，随著有关资料逐步解密，大饥荒情况才为外界所知。现在中共虽然已经抵挡不住网际网络资讯的广泛传播，将“三年自然灾害”改称“三年困难时期”，但依然还在声称是“对国情认识不足，夸大主观能动性，急于求成”的主要原因加上“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造成的，从而推卸责任、掩盖真相。

结语

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我们探究历史的真相、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看到现在和未来。看清中共的真实面目，了解中共百年历史中对中国人民的迫害、屠杀、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才能不再被它欺骗、蛊惑，才能不再被它用物质、金钱、利益诱惑收买，才能不再与它同流合污，才能走正自己的路，才能不被它拖入毁灭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