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食品”对于没有经历过那场饥荒的人来说，自然有些弄不懂到底是怎样的一种食品。而经历了那艰难岁月的人们，一提起这个名词，就有点心有余悸。说白了，所谓代食品，就是除了食品之外，一切可以替代食品作为肚子填充物的东西。这里头，有植物叶子，有玉米、小麦的根须，还有其他可进肚的物品。

在1958年的“大跃进”高潮中，中科院的科学家们承担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研究课题，而到了1960年，这些科学家的研究课题则改为“粮食少了怎么办”，承担了研究“代食品”的任务。

1960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一份题为《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报告一开头就说：“根据中央支援农业的指示，为了有助于节约粮食，安排群众生活，最近几个月来，我们着重抓了粮食代用品的研究工作。由于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在生物分类和生物化学等方面稍有基础，研究工作进展是比较快的。目前已有几种代用品试验成功。这几种代用品，既有营养，又无毒害，原料丰富，做法简便，可以分别情况，大规模地推广。”

中科院党组在报告中说，橡子仁、玉米根，泡泡磨磨就能吃，应抢时间推广下去。科学家们估计，全国带壳橡子一年约有80亿斤，橡子仁中一般含有43％～60％的淀粉，每百斤橡子去壳后，可以提取淀粉30至50斤，如果以全国橡子产量20％来提取淀粉，即可得淀粉6、7亿斤。

建议中又说，玉米根、小麦根，洗净、磨碎，碾成粉后，也可食用，而且色香味都有点像炒面。科学家推算，一亩地的玉米根可碾粉50斤以上，如能在全国普遍推广，以玉米根、小麦根的20％做根粉的话，全国可得几十亿斤的粮食代用品。

这份建议还说，叶蛋白（其实就是新鲜草叶、农作物叶子和树叶晒干磨成的粉）营养好，资源广，只要采集、加工有所安排，就可以大搞；食用微生物、浮游生物，繁殖快，只要学会一定的管理技术，准备必要的简单设备，积极而有步骤地推广，就会有很大的收益。

中共中央对这份建议很重视，很快将这份建议批转全国，并且要求各地必须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抓时机，抢时间，迅速地把那些可以制成代食品的树叶、草叶和野生植物尽可能地采集起来，把那些可以制成代食品的秸秆和植物尽可能地保存下来，有计划、有步骤地制成各种代食品。

前面提到的这所高校，虽地处中等城市，但学校不远处即是山区，山上长着一种当地称为野红薯或山薯的野生植物。在大搞代食品的运动当中，为了裹腹，师生纷纷上山挖回野红薯。

野红薯

应该说，在发动群众采集代食品之初，该校党委就注意到了防止中毒的问题。当师生将野红薯挖回之后，学校即要求科研科和化学系对野红薯进行化验，同时要求师生不要随便食用。

化验的结果，发现野红薯含有一种有毒的皂素，校党委随即让学校生活委员会和科研科连续发了两道紧急通知，要求暂停食用。

可是此时，饥不择食的师生们已有人食用野红薯了。因为野红薯的中毒反应比较慢，一般要在一个星期，甚至十天之后才有反应，以至吃了野红薯的师生有1600余人。

元旦刚过，传来邻近的矿冶学院几个学生吃了野红薯中毒死亡的消息，该校顿时紧张起来。此时，学校食用过野红薯的人也开始不断出现中毒反应。学校党委赶紧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采取紧急措施，成立防治疾病指挥部，停课进行检查，中毒严重的100多人被送到医院治疗，将中毒相对轻一点的，集中学校观察。据调查，全校或多或少吃过野红薯的师生中有中毒症状的有近500人。这一中毒事件幸亏发现及时，没有导致人员死亡，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营养的严重不足，致使许多人不瘦即肿。由于食物摄入量过低，饥饿难受，只得喝水充饥，以致浮肿病普遍发生。据一份资料统计，该校师生连同家属共4056人，病号数（主要是浮肿病）714人，占全校人数的17.6％；教工病号数257人，占教工人数的23.44％。但据经历了这次大饥荒的亲历者回忆，实际数字远远要超过此数。此外，全校还有众多的女教师和女学生患有妇科病，仅历史系就有80％的女生患月经病。

浮肿病的发生，原因就在于食品的极度缺乏。该校的一期《内部情况》在谈到如何防治浮肿病时，无意中承认了这一点。文章说：营养性水肿病是由于身体所吸收的养分不能维持其生活、劳动消耗所造成的，如果一个正常人每天吃入食物中的养分（包括蛋白质、热量、维生素）仅占其需要量的50％以下，在一个月内即可发生水肿，如果不足30％时，也可以在几天内发生。

一向在社会群体中生活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都生活在如此贫困的生活状态之中，“三年暂时困难”之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03

灵丹妙药小球藻

在众多的师生大受浮肿病之苦之际，一种既是药品又是美味佳馔的东西便格外被看好。这就是小球藻。

1960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给毛泽东写信说，推广小球藻，在当前粮食因灾不足的情况下具有重大意义，一是可以保证至少不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二是减少乱采代食品引起的中毒事件；三是保证劳动生产率和工农体力不因粮食不足而降低。毛泽东对这个建议很重视，将胡的信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要他们研究推广。

胡乔木给毛泽东的信中，附有一份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的研究材料，其中特地提到了小球藻的作用：云南省大理市郊区用小球藻给人治浮肿病，90％以上的病人都治好了。一般是三四天消肿，六七天出院。在大理州医院，用小球藻试治了25种疾病，效果良好的占78％，症状减轻的占17％，无效的只占5％，没有副作用。更神的是，有个人眼睛失明已有十多年，吃了小球藻并用小球藻洗眼，很快就初步复明。不但如此，云南省粮食厅还进行了人吃小球藻节约粮食的试验。每人每天吃一公斤小球藻浓缩液，可少吃一两大米。十天之后，参加试验的八个人，有五个人的体重分别增加了４两到４斤。参加试验的人反映：未吃小球藻时，到开饭时感觉很饿。吃了小球藻、节约了粮食，到开饭时，虽然也感到有点饿，但比过去好多了。

笔者查阅了这两份材料，发现它们均未提到小球藻的原料。据说，小球藻的原料竟然是人尿，不知是真是假。

自从师生吃野红薯中毒之后，上面提到的这所学校也就对小球藻的培植格外积极。化学系在给党委的一份汇报中说，党支部认真贯彻党委的指示，“大抓代食品的培养、加工工作，拨出有机化学实验预备室及实验室所有的大小玻璃瓶作培养人造肉、小球藻之用，做到重病号每天吃一次，全系师生每周吃一次”。“做好病号饭：每人每天吃一次人造肉汤或小球藻汤，每人每天加油半钱，主粮中加入玉米、高粱等富有营养的杂粮，对全体师生，每天煮姜汤，每席发上一碗，多吃玉米、高梁粥等。”由此看来，连小球藻当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用。

到1961年4月，学校的小球藻生产终于初具规模，共生产出了小球藻浓缩液3287斤，原液21400斤。用于小球藻生产的瓶、罐达622个。3月中旬以来，学校的小球藻开始大面积生产，投入生产的水池达24个，面积有50平方米，能容水194吨，还有十几个池子正在改建、扩建。届时，每人每天能保证吃上小球藻浓缩液4两，原液3斤。

我想，这所学校的情况，也许在全国高校中并不是最严重的。

据一份材料介绍，武汉大学在1961年上学期开学以后第一次检查时，发现全校有浮肿病患者405人，占全校人数的6.4％；到第二次检查时增加到443人，占全校人数的7％。武汉医学院1960年12月有肝炎患者1094人，到1961年３月增加到1130人。湖南医学院的情况更为严重，该校患肝炎的人数，讲师中占90％，助教则为100％。

1960年，卫生部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曾对在京的部分著名专家的健康状况进行了一次重点调查。

这次共调查了123人，其中教授有冯友兰、朱光潜、冯至等33人，医生有黄家驷、林巧稚、吴英恺、黄宛等52人，科学家有华罗庚、钱崇澍、陈焕镛等25人，作家、艺术家有欧阳予倩、戴爱莲、马思聪、刘开渠、叶浅予等13人。

调查的结果是这些人的健康状况都不怎么好，体重普遍下降，体质减弱，疾病增多。这123人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

体质减弱，但健康状况还较正常的有34人，占被调查人数的28％；

体重下降较多，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基本上能坚持工作的49人，占40％；

体重下降突出，并患有严重疾病，已经全休或半休的33人，因工作离不开尚在勉强工作的7人，共占32％。

这些人都是有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应属于生活条件较好的一群人，他们的情况尚且如此，其他普通知识分子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这种局面，直到1962年才有较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