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BirchTree｜习*近*平的阅兵式，是对世界和平的真威胁

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中国在北京举行了异常大型阅兵仪式。

此次阅兵共有26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等。没有任何一位西方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因此，有网友评论认为，这场阅兵活动更像是中国在集结一场反西方力量的大联盟。更有海外网民将习*近*平、普京、金正恩三人的同框称作是“中俄朝新轴心”、“邪恶三巨头”……

对于这场“法西斯纪念反法西斯胜利”的阅兵活动，时事通讯平台Substack上一名署名为BirhTree的作者发布评论文章《习*近*平的阅兵式，是对世界和平的真威胁》。

阅读原文请访问作者BirchTree的Substack页面

文中节选部分写道：

在二战结束80周年之际的2025年，在世界上三个最大的独裁政权的领导人在北京高调同台”庆祝“的时候，所有人去了解这段历史非常必要。因为相聚北京的这三个政权是当下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这场表面上为了”庆祝和平”的盛大仪式，发生在中国经济凋敝，失业率暴增，民不聊生的当下，是中共面对现在内忧外患的一个政治秀场。这后面的中共的政治操弄，也需要更多人能看懂。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历史，和为什么中共前70年没有“庆祝”

没有中共的抗日战争

在亚太战场上，对战胜日军起决定作用的是美国，付出最大牺牲的是中国。但这个中国不是1949年成立的中共的政权，是中华民国。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国民政府领导中国人民抗战“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苦撑8年，用上千万人的死伤撑到了和平的一天。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是一只反政府武装，躲在陕西边远地区窑洞里，制定的是721方针，就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也就是借着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日，发展自己的武装。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日之间共发生了22场双方兵力超过10万人的大型会战。这些决定战争走向的会战，都跟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没有关系。

整个8年抗战中，中共发动的唯一能被称为“战役”的主动进攻，只有1940年的“百团大战”。战后，军事首领彭德怀，因为暴露实力、违背了党中央“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方针，而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而且在后来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百团大战”被重新翻出作为彭德怀的罪证：毛指控彭“为个人荣誉发动大战”“给根据地带来严重损失”，甚至说他“给日本人送刀子”，说他当年的抗日是为“反革命行为”。彭德怀在文革中被残酷批斗、长期关押，身患癌症却得不到医治，最终于1974年12月病逝。

被日本军国主义”成就“的中共政权

从彭德怀的命运可以看得出来，中共并不想”抗日“，否则也不会说彭德怀因为“抗日”而是“反革命”了。但中共的确是抗日战争最大的受益者。

1945年8月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约70万人向苏联红军投降。苏军迅速进占东北，缴获了极为庞大的军需物资，包括坦克、飞机、大炮、轻重机枪、枪械、车辆、弹药、粮食等，可供数百万军队使用。随着美军登陆朝鲜半岛，斯大林考虑到苏联利益，逐步把一部分武器交给中共，以牵制蒋介石。这些装备使得中共的东北民主联军一度成为中共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中共也从一个小的反政府武装长成为可以和国民政府军对峙的武装力量，并最终在1945-1949的内战中取胜。

所以中共是非常“感谢”日本的，首先通过日本对华战争消耗国民政府和军队的力量，然后自己又接收了关东军可以武装百万军队的装备。所以 Ross Terrill, Mao: A Biography（1977）这本书里引述毛1950年代对日本人的谈话：“如果没有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也许不能那么快夺取政权。”

不被庆祝的“胜利”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多年，庆祝“抗战胜利”是件尴尬的事。毛邓时期的很多人都是亲历者，知道“抗战胜利”是靠美国和他们的“敌人”国民政府取得的。不是他们的胜利。他们是趁国民政府被战争削弱，自己夺取了政权的得利者，是这场战争最大的“受益人”。

所以前几十年中共官方高调庆祝是内战胜利，从“2万5千里长征（其实就是被政府军追得逃跑）到“（对国军的）三大战役”。北京每年10月1日是最大的庆祝日，庆祝他们夺取政权。而对于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官方很少提及。因为如果他们高调庆祝抗战胜利，可能会“暴露真相”。多少有点有常识的人就会想：抗战期间中国的合法政府是谁？肯定不是中共政府。是谁在正面战场上抵抗了侵华日军的主力？肯定不是中共的军队。

“抗战胜利”作为政治工具

1991年，中国国务院把9月3日确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当时的背景是1989天安门屠杀，中共用军队和坦克杀戮学生，很难在国内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于是他们诉诸永远好用的工具：民族主义，树立一个新的敌人。而最方便的敌人就是日本了，于是和日本相关的宣传基调从80年代的中日友好，转向打反日民族主义爱国牌，宣传喉舌重新把抗战和钓鱼岛拿出来炒作。

其实中共自成立以来，所有操作都是基于当下政权的利益和政治需要，和历史事实以及逻辑无关。这是很多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学者理解中共的难点。

到201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把9月3日确立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当时在习*近*平的“中国梦”里，操纵民族主义的反日和“爱国”情绪已经成了定期上演的政治表演。于是在这种新的政治需要下，习*近*平在2015年做了第一次大阅兵，10年后再来一次，而且规模更大，规格更高，还重金请来了俩大独裁者。

所以刘宗坤评论这次阅兵是，“一层被精心编排的政治光环”，是中共政权“一步步把那场不属于自己的胜利，篡改成了为自己权力加冕的政治仪式”的无耻行径。并引用130年前中国的大翻译家严复的话：“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80年，庆祝什么？

反法西斯战争结束80年，当然值得庆祝。但问题是，庆祝什么？

1945年的中国是”胜利者“，是不是2025年的中共就是”胜利者“的代表？就可以代表”正义的一方“去“庆祝”？日本当年是1945年的战败国，是不是所有的日本人就永远都是罪人？鸠山由纪夫是日本人，是否就可以代表日本在北京”谢罪“？这里面有太多的偷换概念，而中共是偷换概念，操纵语言构建表象为自己政治目的服务的高手。而他们不需要事实，只需要表象。

破除这些中共精心打造的表象，我们就很容易看到，虽然1945年的中国是“战胜国”，但中共1991年以来利用民族主义情绪的操作，和1930年代日本极右翼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的内核是一脉相承的。纳粹的意思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和中共宣称的“社会主义”也并没有什么两样。

中共通过几十年的极权统治，在中国造成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权灾难，在2025年的中国，养老，医疗都没有保障，大量企业被掠夺性的经济和政治迫害逼得倒闭的时候，习*近*平拿出巨资做大阅兵。而当他和和另外两个独裁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俨然已经是是新时代的”轴心国“。普京已然是侵略者，中共政权穷兵黩武，在亚太制造冲突，拥有核武的北韩政权是人权的地狱和黑洞。他们这次以“和平”为借口的军事秀，才是对世界和平真正的威胁。

普通人能做什么？

首先，普通人要明白，发动战争，永远是政权得利，普通人遭殃的。普通人要么因为被政权的洗脑成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要么是枪炮下的家破人亡。无论是当年发动战争的日本还是德国，还是现在的俄罗斯，都是一样的。

其次，普通人要警惕和排斥的，不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籍的人，而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人即敌人”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在习*近*平的“中国梦”里，在普京的“帝国梦”里，也在美国的“让美国再次伟大”里，在日本的“日本第一”里。优先发展自己当然没有错，但是如果前提是“别人”都是“敌人”，那么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终究会滑向战争和灾难。

我们如果有敌人的话，是制造这些思想的政权，他们的暴力机器和舆论机器。而我们最好的武器，就是了解历史真相，独立思考，和持续发声。

二、不明白播客｜对话重庆反共标语事件当事人戚洪

8月29日，也就是中国情人节七夕的晚上10点，重庆大学城的一栋大楼外墙，忽然出现投影的巨幅标语。标语内容包括“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暴政共产党下台”等，投影持续了约50分钟，最终被警方锁定位置关闭设备。

8月30日，《不明白播客》主持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袁莉请到此次标语投影事件的行动者戚洪在 YouTube直播对话，戚洪因为安全考量并未露面，但表示已于8月20日离开中国，与家人一同前往英国，29日当天是远端操作投影。原本有点担心计划失败，而且面对“庞大的暴力机构”还是有所担忧，但没有预料到事情发生后会有如此大的反响。

戚洪在直播中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出身重庆山村，16岁辍学后南方打工，早年在北京因流动人口身份多次遭遇警方粗暴对待，甚至被收容所关押和凌辱。2006年后他靠电商创业改善了生活，在北京买房买车，表面过上中产阶级生活；但2019年后，他因疫情、教育、食品安全、思想控制以及仇恨教育等问题，对中国社会彻底失望。

戚洪分享，他是受到“四通桥事件”的彭立发、白纸运动青年及今年4月成都天桥标语事件的启发，想用自己的方式把心声吐露出来。他同时强调自己并非追求暴力革命，而是希望以较为“行为艺术”的方式表达心声，点燃一些大学生心中的“火种”。

三、大声｜时事评论家长平专访（1）：笼子里的中国与其说缺少自由，不如说缺少对笼子的反抗

近日，华人自由创作社区大声（大声- Dasheng）发布对时事评论家、媒体人长平的专访视频。

在与大声主播吴薇的对话中，长平对过去“长平的三十年”与“中国新闻的三十年”进行描述与总结。他这样说道：

1998年，当时我和作家、媒体人钱钢几乎同时加入加盟《南方周末》。当时《南方周末》编辑部有一台传真机，那时虽然有了电子邮件，但是传真机和信件还是主要的通讯工具。那台传真机一直就开着，从早到晚很少有停歇的时候。那它在干嘛呢？它在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有提供新闻线索的、有鸣冤叫屈的、有读者发来意见的，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全国各地记者的投稿。当时很多重要的新闻，各地的本地媒体都不能报道，有些记者已经采访了，写了稿子甚至已经编好了，然后收到禁令或者受到压力不能发表，他们就投给《南方周末》。也有同行专门为《南方周末》写稿。大家都能在《南方周末》发表一篇文章，发表文章对作为一种职业荣耀。这个《南方周末》的编辑在缺稿或者手头稿子不太满意的时候，就起来走到传真机旁边转悠一下，翻一翻，有些时候能拿到一篇稿子，直接就能上版发出来。

所以我当时就说，《南方周末》是全国记者一起做的。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细聊。有一天，这个钱钢他刚来不久，他就盯着那台传真机看了很久，他很感慨的说：“要把它保存好，这就是历史。”可能因为他写过《唐山大地震》，对这些历史素材更加敏感和珍惜。我们并非不能理解“这就是历史”，但是我们当时的关注点都在当下，都在忙着记录别人的故事，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历史。同时我们也年轻，就觉得这样对待自己有点太自大，有点不好意思，甚至太可笑，所以大家对钱钢的话觉得有点惊讶，甚至笑出声来。对，但是今天回头看，那台传真机真的就是历史，中国新闻史和政治史上重要的历史文物，很有可能就没有人把它保存下来。

那天我们在通话中，你也谈到这个观点。对，你说我们一直都在记录着别人的历史，有时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就在亲历历史，就是历史的参与者，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我很赞同。这些年来我也逐渐开始在文章中提到我的过去的经历，我写过的文章。对，在德国之声，我甚至在“长平观察”时评专栏之外，还新开了一个栏目叫“长平漫游”，就写下自己的一些生活和思想的游历。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更好的例子，下次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讲。

再回到你的问题，就怎么看长平三十年和中国新闻三十年的关系。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就是一台传真机，也许还是一台装了 AI的传真机。因为我不只是接收记录，还会思考。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就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包括我工作过的一些媒体，比如《成都商报》、《南方周末》，他们的官方历史中，因为有些时候他们会做什么报庆多少周年，几十周年，会写一些官方历史，在他们的官方历史中，甚至在那些需要在发表在微信公号的抗争者写下的记录里，也许是有中国新闻的三十年，但是并不存在长平的三十年，就跟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里描述的情景一样，长平是一个不存在的人，不存在的符号。如果说当年《南方周末》办公室那台传真机可能因为我们的忽略，没有能够作为历史文物保存下来，那么长平的消失则是人为的审查、删除的结果。

长平还谈到他接受这个访谈的第三个原因，跟他在中国媒体长期工作的主题有关。那就是在历史叙事中，发掘个人历史、个体抗争和个体的价值。他说：

这个我在一些文章中做过回顾，就是我在中国的宣传中，一直强调集体叙事，或者历史的宏大叙事、集体畅想。从一开始，我和我所工作的媒体中的很多同道，我们的一个价值立场，就是坚持个体立场、坚持个人价值、记录个体历史、警惕时代洪流的裹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