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就是毛骂右派时所说的“利令智昏”所致了。他为了保持自己文化班头的地位和既得之荣宠，是什么都不顾、什么都在所不惜的，可能就差“舔痔尝便”了。这里应说明一下，毛虽然给郭许多头衔，但其实都是有职无权的“虚职”，就以他的本职中国科学院院长来说，也是“有职无权”，后来他说自己要“烧书”、辞职，就要呈报科学院中共党组书记张劲夫批准。可见郭自己也知道自己是个傀儡、摆设，但他已满足于这种身份了。
为了记录伟大的大跃进运动，总结“全民写诗”的伟大成果，郭与周杨合编了一本大跃进诗歌集：《红旗歌谣》（上、下集）。其内容之丑陋龌龊不堪，前面所录《太阳问答》可见一斑。然而郭诗人在其“序言”中居然大言不惭地说：“目前的中国正是诗歌的汪洋大海，诗歌的新宇宙，六亿人民仿佛都是诗人……，”为名利所累，郭诗人是什么大话、瞎话都说得出、什么脏事、丑做得出来了，在“厚黑学”方面，可能己与其毛主子相伯仲，在“拍马术”方面，则堪称全国文化界的标兵、“师表”。
既要为“运动”造势、服务，当然不只是正面歌颂，还要有对运动对象、“敌人”的无情打击，要痛打落水狗。这方面也是郭之特长，如对胡风。郭对胡风深有了解，在毛共建国前，他与胡风都是非党员的“左倾进步作家”，相互提携吹捧。胡风与周杨的矛盾，胡风的所谓三十万言意见书的内容实质，郭沫若都很清楚，这些其实都是毛共文艺界内部的派别之争。然而在胡风事件被毛无限上纲，无中生有地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之后，作为文艺界头头，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不但没有出来调停，而是一味唯毛的马首是瞻，在一旁不断煽风点火助焰。为了取悦毛，郭不惜将胡风往死里推！他先是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一文，为批胡凤推波助澜；胡风问题被认定为“反革命集团”之后，郭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会议上大声疾呼“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必须加以镇压，而且要镇压得比解放初期（的运动）更加严厉……”人们都知道，所谓“解放初期的镇压”如清匪反霸、镇反，是动辄就判处死刑的。比其更严厉，当然是立即将胡风及其追随者斩尽杀绝了。紧接着郭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依法处理胡风》的文章……，郭的这一切表演，无疑都是为了取悦毛，郭知道毛一贯反对对敌人“施仁政”，主张对一切反动派穷追猛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所以他投毛之所好，必须要如此叫嚷。在他的带领下，中国文艺界的大小头头们纷纷起来，声色俱历向胡风讨伐，都学得了郭班头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本领。此后，凡毛揪出了什么“反党集团”，郭都要应声“痛批”，包括对他老战友、老朋友都立即反目成仇，上纲上线，决不姑息。
为了表示自己对毛这一思想学到了手，1961年，在一次陪同毛观看京剧《三打白骨精》后，郭就剧情写了一首诗呈毛，前几句是：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仁兹对友刁，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在郭看来，唐僧应该千刀万剐，罪名是敌友不分，立场不稳。毛阅后，回赠诗一首，指出：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由此看来，郭沫若比毛泽东更“左得可爱”了。当然，毛对郭这种忠诚和“疾恶成仇”是深为赞许的。而这正是郭要达到的效果。
1957年毛发动迫害知识份子的“反右派”运动，可说是古今罕有的最大、最为恶劣、最为卑鄙的文字狱。为了给自己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行为辩护，毛使出流氓无赖伎俩，将自己的阴谋说成是“阳谋”，还将在运动开始时白纸黑字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等承诺，以“右派不仅是言者、还是行者”这样的“理由”耍赖。
郭沫若立即响应，为主子补充，说什么“无罪者言者无罪，有罪者言者有罪”。揣摸主子的意图、为主子扬威、护短，这些古今中外奸侫的本领，郭都学到家了。
在文革之前，郭是能够经常接触毛的人之一，还是不时与毛诗酒唱和的“清客”之一。郭对自己的这一角色十分自觉，也非常谨慎小心。毛每有诗词，郭必和之，这些唱和之作除了肉麻吹捧之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都写得很蹩脚。起初有人以为是郭诗人江郎才尽使然，但仔细推敲不可能次次如此，于是才知道此乃郭诗人有意为突出伟大领袖而故意“藏拙”所致。为了成就主子，而不惜糟蹋、贬损自己，这种苦心和忠心难能可贵，不过如此一来，郭诗人就与下三滥诗人为伍了。
由于可以经常接近毛，当然可以从毛的言谈中揣摸出主子的心态，好恶，郭作为史学、文学侍臣，在与毛的交谈中不免提到一些历史话题，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臧否。在得知毛对女皇武则天情有独钟之后，郭便马不停蹄炮制了多幕历史剧《则天女皇》。
郭又得知毛对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有“扬李抑杜”的不同的评价，郭于是赶忙炮制了一本名为《李白与杜甫》的小册子，郭抛开从作品艺术性、思想性去评价作者的传统做法，却搬来了毛的“阶级分析法”，考证起诗人的“阶级成分”。结果“发现”杜甫是“地主”出身，证据是杜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云：“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郭证之曰：当时穷苦老百姓的茅草房只有“一重”，多者两层，而杜的屋子竟然有“三重茅”，不是地主是什么？
不知郭诗人是否想过他自己住在清朝的王爷府，算什么“阶级”？
在对近现代人物的评论中，郭更是充分表现了他那少有的“墙头草”角色，这方面最典型、最突出的莫过于对鲁迅的态度了，其言语之肉麻、无耻，堪称前无古人。文艺界和爱好文学者都知道郭氏与鲁迅原属两个势不两立的营垒，互相谩骂攻讦了好些年，而且双方都使用了最恶毒的语言，郭骂鲁迅是“封建余孽”，“法斯西蒂”，“二重反革命”；鲁迅则回敬郭氏以“流氓、地痞”，“流氓才子”的“桂冠”。郭沫若当年投靠以“四条汉子”（周杨、夏衍、田汉、邵荃麟）为代表的中共文艺营垒之下，满以为肯定能得到共产党的欢心和鼎力相助，谁知，后来掌控中共的毛泽东看到鲁迅的影响力更大，决意捧鲁迅以笼络广大文学青年，又因为鲁迅已于1936年死去。于是毛决定“高举”鲁迅的旗帜，对鲁迅进行了一连串至高无上、不着边际、肉麻无耻的吹捧，连延安的文艺学院也以“鲁艺”命名。这样，郭氏在这一场政治投机中眼看失算了。可是，他决心挽回这一“失误”，办法很简单，就是投毛所好，大力吹捧鲁迅，反正鲁迅不会从地底下爬出来与他争辩了。主意打定之后，郭对鲁迅的态度来了个180度转变。郭语出惊人，文革中在纪念鲁迅的会上他竟然装作痛心疾首、厚颜无耻地说：
“鲁迅生前骂了我一辈子，但可惜他已经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深切的关心了；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但可惜我已经有年纪了，不能恭维得尽致。”接下去竟然当众以鲁迅的“徒孙”自称。又把鲁迅描绘成“红卫兵”，说：“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在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所没有走过的路……”其肉麻无耻的水平，堪称空前绝后了。
当然，谁都知道，他对死人鲁迅的所有吹捧，都是做给活人毛泽东看的，都是为了向毛献媚、取宠、以固其位，真可谓用心良苦的“曲线救己”了。
郭的厚颜无耻也许只有毛泽东能与之伯仲，区别只在于毛在这类无耻的表演中不脱流氓帝王的霸气、痞气。而郭体现其中的则是更多的奴气和媚骨，这就是基于二人地位和身份不同带来的差别。
就是凭着这种对毛无限忠诚和奴颜婢膝精神，郭稳稳坐了二十几年文化班头的交椅。历次运动，郭都有惊无险，都被毛高抬贵手，保护过关了。
但正如俗语所云：天有不测风云，人算不如天算。终于有一天，郭感到祸亊临头了。而这个“天”正是毛泽东。鉴于此事由来较长，不得不多说几句。
事情的祸根在于对秦始皇赢政的评价，具体则是起于郭的一本历史小册子。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重庆，郭沫若等左冀文人无不在指桑骂槐谴责当时的国民政府没有给人民民主自由，影射、谩骂蒋介石“专制独裁”。作为历史学家的郭沫若以其“专长”写下大量“借古讽今”文章。1945年9月，郭将其于1943年至1945年间的十篇“批古”文章聚集出版，名为《十批判书》。书中还把孔子作为重要的“改革家”加以肯定。郭没有想到，此文与毛当时在重庆发表的《沁园春．雪》一词对秦始皇的态度相左，但当时毛忙于夺取政权等军政大亊，估计无暇顾及此书。即使看过，因当时郭与毛还是“友人”、“诤友”关系，毛也对其无可如何。故这件事从未被毛提起。
六十年代初，郭氏出版了－本新书《读〈随园诗话〉札记》，共77条，其中第八条为“论秦始皇”，借机表达了与自己过去完全相反的观点。郭出的书自然要送呈毛泽东。郭想以此向毛表白：对秦始皇我和您保持－致。过去如有相左之处，万望勿以为意，放我一马。毛收到后暂且按下不表。
不久文革就来了，一些与郭班头级别接近的马屁精如翦伯赞、吴晗之流纷纷落马。郭班头一看大势不好，他首先想到的办法是辞官保身。1966年1月27日，他主动向当时的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提出辞去科学院的一切职务的请求，他诚恳地说：“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期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这后半句是向“毛”表明心迹：我绝对没有以此发泄不满、“要挟”领导的意思。但这个呈报没有下文，大概毛未批准。
当年4月14日，在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郭洗耳恭听了文化部党员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在学习发言中（一个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文联主席都要洗耳恭听一个文化部副部长的报告，还要学习、发言，可见郭沫若的文化班头做得确实太窝囊了），郭即席提出了要“烧毁”自己一生的全部著作的惊人之论。郭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接着他作了沉痛的检讨，“文艺界上的一切歪风邪气，我不能没有责任。”表示要诚恳向“工农兵学习，拜工农兵为师”，还说：“我今年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个手榴弹，我也愿意。”
过去，毛曾发过话：郭沫若、茅盾、范文澜、翦伯赞四人要保护。不过，毛又犯健忘症了，文革还没开始，他自己就先把翦伯赞“打倒”了。对郭，毛既没有重申“保他”，也没有下令打倒他。毛在杭州听了康生关于郭在人大会上提出要“烧书”的要求及其所作检讨的汇报之后，立即命令将郭的讲话、检讨的原稿先由《光明日报》刊登，然后《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接着全国的报纸也转载。这虽然不是明令“打倒”郭，但也是“搞臭”他的－步，让他在全国人民面前出丑，扫面子，算是对他的一次敲山震虎。
看到毛如此处理自己的检讨，郭班头感到大难临头，知道毛可能要跟他算帐了。自此提心吊胆，过着诚惶诚恐、朝不保夕的日子。此时他的自救之法，仍然是主动“检讨”、“认罪”、兼“拍马”，不过现在他不但拍毛的马屁，而且重点拍毛夫人江青的马屁，希望以此“曲线救己”。1967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的讨论会上，郭作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然而意犹未尽，又当场向毛夫人江青“献诗”一首，郭班头声情并茂朗颂曰：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如此卖力表演，总的说却效果却不佳。
先是，文革伊始，“毛主席的红卫兵”就响应毛的号召，杀向社会，不久，就找上郭的门来了，红卫兵杀气腾腾勒令郭交待两条“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一是，郭在一首与毛唱和的《满江红．领袖颂》词中有一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红卫兵怒斥：全国人民都在高唱“东方红”，你为什么唱“东方白”？居心何其毒也！——这其实是一宗“冤案”，因为首先使用“东方白”一词的是毛泽东自己，郭不过拾其牙慧而已。最早是毛在和柳亚子的《浣溪沙》中，写下了“一唱雄鸡天下白”之句。1964年春，毛又在其《贺新郎．读史》一词的最后一句写道：“歌未竞，东方白。”然而这帮“革命小将”是不讲道理的，而郭诗人自然也不敢拿伟大领袖来为自己辩护。
第二条罪状更加离奇，说的是郭为一本当年红得发紫的纪实小说《欧阳海之歌》题写封面书名一事，说是包藏祸心，极其恶毒，是一个巨大反革命阴谋。经过他们仔细辨认，发现那其中的“海”字是由“反毛泽东”四字组成，整个这五个字中红卫兵发现了十六处“反革命罪证”。于是限令郭交待其动机、目的，以及反革命纲领、计划等等，否则“后果自负”！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这种事态的严重性，很多人可能就此沦为冤死鬼！这种欲加之罪如何能辩得清楚？眼看限期在即，大难可能临头。好在周恩来知道了此事，立即安排将郭秘密转移。红卫兵失去了目标，只好悻悻而去。经此劫难的郭后来专为此事填写了一阙叫做《水调歌头．海字》的词，词曰：
海字生纠葛，穿凿费深心。
爰有初中年少，道我为佥壬。（佥壬，古语卑鄙小人之意）
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
罪恶十分深。
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
初五日，零时倾，饬令严。
限期交待，如敢违抗罪更添。
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
朱色看成蓝。
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
这事件虽然荒唐，但词中两句：“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说的却是事实，非“诬”也。最后一句，活画出郭一付无耻奴才相，如果周恩来来看了可能后悔送他“入园林”，由他“受之甘”便了。
至于郭的家庭在文革中所受的打击，就更惨了，简单说就是付出了两个儿子的代价。笔者以为，这是因为毛考虑再三，觉得直接拿郭本人开刀不太妥，但又不能让他“逍遥法外”，故釆取“曲线报复”的办法，在江青主持唆使下，由红卫兵出面将郭的儿子用来“顶罪”。
第一个“顶罪”的是郭民英，是郭与于立群生的第三个儿子。
郭民英自小有音乐天赋，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他随身携带一部小收音机，为的是听音乐、学音乐方便。文革初始，此事即被同学检举揭发，一些人直接上书给毛泽东说郭民英搞“特殊化”，并有里通外国之嫌。此信竟然被刊登在《内参》上，可见“顶层”对此非常重视。郭民英受到重大压力，一气之下，放弃了音乐，去了部队，去浙江前线当了一名海军士兵。据知情者说，民英在部队表现很好，被当作“接班人”培养，已被接纳为预备党员。但后来知道郭沫若受到批判、冲击，郭民英的处境急剧恶化，就在讨论他入党应否转正之际，郭民英于1967年4月7日突然“自杀”身亡……。其兄郭世英去部队料理弟弟后事，问到其弟的死因，部队的人说是郭民英患了精神分裂症所致。世英说：“我才不信呢！”但却没有其他方面的证据，郭家也不敢追究，便只好默认“自杀”。不过可以推断，这样一个有着强烈上进心才二十出头的青年人，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是决不会“自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