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组织。为了扭转这一事实，中共采取了系统性的历史重写策略，从教科书、纪念馆到影视文化，逐步构建出"中共是中流砥柱""共产党领导全民抗战"的宏大叙事。

二、教育体系中的制度化叙事

教育是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核心手段。中共建政初期，教育部即对中小学历史教材进行全面改写，将抗日战争史从国民政府主导的事实，转化为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战争"。

1.淡化国民政府贡献：

在教材中，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长沙会战等由国军主导的大规模战役被大幅缩减，甚至完全省略；即便提及，也不涉及牺牲将领与部队规模，而仅作为背景存在。

2.突出中共战役：

八路军百团大战、新四军皖南事变则被描绘为"抗战转折点"或"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事实上，百团大战虽一度打击了日军交通线，但规模与伤亡远不足以与淞沪、武汉、长沙等大战相提并论。然而在教材中，它被描述为"举世震惊的大胜利"，并被用来象征中共对抗战的领导地位。

3.符号化英雄人物：

杨靖宇、左权、赵一曼、八女投江等中共烈士被反复强调与歌颂，成为"民族英雄"的代表形象；而张自忠、戴安澜、佟麟阁、赵登禹等国军将领却长期被排除在中小学教材之外。

这种教育上的取舍，直接塑造了几代中国人对抗战的历史认知，使"中共领导全民抗战"成为潜移默化的社会共识。

三、纪念设施与官方记忆的塑造

除了教材之外，中共政权还通过纪念设施与公共记忆，进一步强化叙事霸权。

1.纪念馆体系：

各地兴建的抗战纪念馆、烈士陵园，重点突出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事迹。例如，西柏坡纪念馆、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新四军纪念馆等，均以"中共领导"为核心主题，强调敌后游击战的意义。

2.南京大屠杀与民族苦难叙事：

通过突出日军的暴行与中华民族的苦难，中共将自己置于"唯一的民族救星"位置，借此掩盖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上的巨大牺牲。

3.排斥与边缘化：

对国军将领的纪念，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有限恢复，例如台儿庄战役纪念馆中增加了李宗仁的介绍。但整体而言，国军将领在官方纪念体系中长期处于缺席或弱化地位。

四、影视作品中的再造与放大

进入1950年代后，电影与文学成为最有效的宣传工具。通过"艺术再现"，中共在公众心中进一步巩固了其抗战话语的主导性。

1.早期电影：

《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影片，塑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游击队形象，强化了"人民战争"的观念。国军将士则被描绘为腐败无能、消极抗战的形象。

2.改革开放后电视剧：

1980年代以后，抗战题材影视剧激增，如《血色浪漫》《亮剑》《新四军》等，均继续延续"共产党是中流砥柱"的叙事逻辑。即便在一些相对写实的作品中，国军形象也大多是陪衬或反面角色。

3.新世纪的主旋律作品：

进入21世纪，大量影视作品对百团大战、地道战、游击队进行了浪漫化夸张，将小规模战斗描绘为决定抗战全局的转折点。在"娱乐化叙事"包装下，虚假历史记忆反而更深入人心。

五、叙事策略的内在逻辑

中共之所以坚持构建"抗战主力"的虚假叙事，有其深层的政治逻辑：

1.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如果承认国民政府才是抗战主力，中共的建政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通过篡改抗战史，中共将自身塑造成民族解放的唯一力量，从而为其政权提供历史正当性。

2.民族主义的动员工具：

抗战记忆被不断唤起，以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巩固执政党的统治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巧妙地将"国家"与"党"捆绑，使"爱国"与"拥护共产党"画上等号。

3.舆论与文化的垄断：

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环境中，中共掌控了出版、影视、教育等所有叙事渠道，形成了对历史话语的绝对垄断，使得真实的抗战史难以进入公众视野。

六、小结

综上所述，中共通过教育制度、纪念设施与影视文化，系统性地改写和重构了抗战历史。在这一叙事体系中：

国民政府的正面战场和巨大牺牲被淡化、边缘化；

中共的游击战被无限放大，甚至虚构为决定性因素；

历史事实被扭曲为"共产党领导全民抗战"的神话。

这种话语建构不仅歪曲了历史，更剥夺了真正为民族存亡浴血奋战者的荣誉。抗战史因此成为中共政治合法性的工具，而非客观还原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