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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加文第二次来到洛斯阿拉莫斯，询问特勒在氘聚变方面的进展，特勒看到了机会。他要求加文设计一个装置，用实验证明他和乌拉姆的理论设计可行：“我想做一个小实验，说服最顽固的怀疑者，让他们相信这行得通。”

加文后来回忆，特勒向他发起了“挑战”，而不是“委托”。“我原本打算先用2万吨当量小试牛刀，但觉得说服力不够，于是索性决定直接上全尺寸。”

在和费米共用的一间办公室里，加文开始着手设计。“那是一个非常小的房间，只有两张桌子，我和费米隔桌相望，可以看到他的脸。”

7月25日，加文提交了装置代号为“Sausage”（香肠）的机密报告，事无巨细地给出了各种参数，连用什么螺栓都标注得清清楚楚，装置内部会发生什么，爆炸有多大能量，说得明明白白。

第一套加文装置于1952年建成，命名为常春藤迈克（Ivy Mike）。这是一个庞然大物，高达6米，重74吨。

显然，常春藤迈克无法投掷，没有实战价值。加文又花了几周时间设计了可由轰炸机投掷的版本，然后离开了洛斯阿拉莫斯。

常春藤迈克（Ivy Mike）装置。根据图中坐着的男子可以体会该装置的大小。|图源：nuclearweaponarchive.org

1952年11月1日早上7:15分，常春藤迈克被引爆，一个比太阳内部更热的大火球瞬间形成，直径近5公里，热浪波及方圆50公里的地方，蘑菇云一路升腾到30公里高处，直冲平流层。爆炸当量达1040万吨TNT，是摧毁广岛的原子弹的700倍。

加文并没有在现场目睹常春藤迈克爆炸的震撼景象，那样的景象早在他的脑海中一遍遍上演。

常春藤迈克爆炸形成的火球｜图源：AEC/USDE

加文将氢弹从理论化为真实的武器方案，只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当时的他年仅23岁。他对此颇为得意：“能如此神速，唯一原因就是那篇报告完全由我一人撰写。”

氢弹团队的主要成员马歇尔·罗森布鲁斯（Marshall Rosenbluth）后来说，加文在团队中的作用独一无二，他能整合统筹不同领域的专家。“我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家，实验工程类型的人也很多，但能充当两者之间纽带的人却寥寥无几。”

1952年，种种原因促使加文决定离开芝加哥大学——芝加哥治安不好，犯罪猖獗，他与一位教授关系不睦，也厌倦了粒子物理这种大科学项目。当年年底，他加盟了IBM公司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沃森实验室，从事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研究。

1979年，特勒心脏病发作，从鬼门关回来后，他录下了和朋友的一段谈话。“（氢弹的）第一个设计，”特勒在录音里说道，“是由加文完成的。”为了强调，也为了避免误解，他又重复了一遍。

这段录音连同加文氢弹设计者的身份，一起被尘封了整整22年。直到2001年4月，纽约时报将其披露于世，这段历史才逐渐为公众所知。

加文本人则认为，氢弹的诞生不可避免。“我可能把它的研发速度加快了一两年，仅此而已。”——他既不享受荣誉，也不承担道德责任。

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文对他的造物无动于衷。

1954年，恩师费米因胃癌病重住院，加文来医院探望。费米对他说，自己对核武库的不断扩张感到担忧，后悔太少参与公共政策，没能推动政府更有力地进行核裁军。数周后，费米溘然长逝，终年53岁。

恩师的临终遗言让加文内心深受震撼，他从此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为核军控奔走呼吁，让核武器没有用武之地——“我尽我所能，以费米为榜样。”

身居庙堂控核武

在IBM工作期间，加文更深入地参与了政府的科学咨询工作，声誉越来越高，从军工技术组成员逐渐走向权力中心。1958年，他成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战略武器专家组成员，负责为核武器以及运载或拦截核武器的导弹提供专家建议。

1961年，约翰·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冷战铁幕之下，美国希望利用在科学和军事方面的技术优势威慑苏联。

1962年，美国开始实施名为“鱼缸行动（Operation Fishbowl）”的系列高空核试验。鱼缸行动的前两次核试验以失败告终，第三次核试验于1962年7月9日成功进行，使用的氢弹海星一号（Starfish Prime）爆炸当量几乎是广岛原子弹的100倍。

美国科学家事前推测，爆炸发生在距太平洋400公里高处，不会给人类带来多大麻烦，顶多让射电天文学家在几周内不得不忍受大量噪音。然而实际后果大大超出预料。检测核试验的各种仪器设备因爆表而损坏，距爆炸中心约1445公里的夏威夷电力中断，约300盏路灯被击毁，大量防盗警报器被触发，电话线路大面积中断。核试验在高空产生的极光照亮了太平洋的大片区域，辐射带损毁了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多颗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