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这是因为北京的老百姓太老实了。确实，北京是有三千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城市，历史上有过战乱和犯罪，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大规模的由青年学生来残杀和平居民的事情。人们从无准备应付这样的暴力杀戮。毛泽东利用十几岁的红卫兵来把文革暴力推向高潮，这种手段不但残忍，而且邪恶。有人说这是因为普通人没有能力反抗，宁德禄曾经习武，动了手。其他被打的人只能默默挨打，希望下一分钟红卫兵可能住手。实际上，宁德禄曾经收藏了一把清代武将用过的大刀，但是在8月18日大会之后立即大规模展开的“破四旧”运动中，已经交出了。他用菜刀砍伤的红卫兵，只是缝了针，并无更深的伤害。他却被打死了。他的儿子只是由于红卫兵误认为他已经被打死送进了停尸房而活了下来。

在我的《文革受难者》（有659名受难者）书中，有李文波。李文波家住在北京崇文区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121号，“阶级成分”是“小业主”。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去李家抄家，毒打他和他的妻子刘文秀。红卫兵说，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红卫兵，然后跳楼自杀了。这名红卫兵后来成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到处讲话，她们的事迹也在北京“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上展出。但是见过或者采访过这名红卫兵的人说，未见其身上留有伤疤。文革后有人说，李文波并不是要用菜刀砍红卫兵，只是要求红卫兵让他妻子去厕所而发生了争执。李文波和宁德禄死于同一日。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当时被送进公安局，两周后在9月12日被法院判处死刑并在第二日就被处死。文革结束后，1981年，法院给李文波妻子“平反”，并称对李文波“不予起诉”。

上文说到宁德禄的儿子宁景伦在那日下午在家中遭到毒打后被送入了人民医院停尸房。实际上他没有死，在半夜苏醒过来，看到了父亲宁德禄也在停尸房中。他为父亲念了“临终经”。然后，他逃出医院，到了他工作的工厂。他的工人同事帮助他躲在工厂，不敢再回家。

那天晚上，在宁家院中租房居住的李俊生和田文秀医生也在第41中学遭到“斗争”和殴打。他们没有死，被放回了家中。第二天和第三天，红卫兵又回到安平巷26号，继续殴打两位医生，就这样从25日到27日，整整打了三天。满院子地上是红卫兵砸随的东西。红卫兵叫来大卡车，把他们家里的东西都拉走，只给留下了几床被子和几个碗。

在这血腥的“红八月”后，宁景伦和他的家人被“遣返”，这个词在1966年时的意思是从北京驱逐出去，驱逐到农村老家。他们被驱逐到他母亲的老家，保定附近农村。他们的房子被街道和房管局安排的人占住了。那个夏天，北京城有十万居民被驱逐出城。有的人在到达农村之前就被打死在路上，有的在到农村后贫病交迫很快就死亡了。两位房客李俊生和田文秀医生也因为他们的“历史问题”被驱逐到东北老家农村，文革结束后才回到北京。

1967年8月25日，宁景仑的大哥宁景昆在四川死亡。大哥和父亲同月同日死亡。大哥是在四川德阳市开起重机的工人，是技术很好的工人。由于他的这种“坏家庭出身”，他被一个名叫“风雷纵队”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斗争”而死亡。那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说他“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思想反动”，说他是“畏罪自杀”的。宁家人不相信这个说法。他们一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教会认为人的生命来自上帝，应该由上帝而不是他们自己来决定生死。他们不自杀。

文革结束后，1983年，街道委员会给了宁德禄“结论”。那时候宁德禄已经被打死17年了。宁景仑先生说，他父亲被打死的时候，是85岁，而不是“结论”上说的76岁。

宁景仑和两位医生租客的大女儿李凌珠结婚。他们从小在一个院子里长大。1966年时，李凌珠是北京矿业学院的学生。婚后他们住在宁家被“遣返”去的保定附近农村。1984年，宁景仑和李凌珠夫妇回到了自己从小居住的院子。还给了他们两间房间，后来增加到三间。其余的房间则被别人占住了。院子里原有的葡萄藤和花池都毁掉了，盖满了杂乱的小厨房。宁先生也一直只好在一个自己搭建的很小的厨房里做饭。他们的房子至今没有全还给他们。

宁先生说，院中一间房曾是第41中学的原校长的妻子和儿子住着，他们也已经去世多年。宁先生的父亲在第41中学里被打死。第41中学的校长在文革中被打死。他不知道这位校长的名字。只听说他是从附近的“福绥境大楼”上跳楼身亡的。联系宁先生父亲的死和宁先生自己被送进停尸房里苏醒后逃出的北京，这种死亡与其被叫做“自杀”，不如叫做“被打死”更加确切。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自杀”。这座大楼现在还在，八层楼，原来叫“公社大楼”，用1958年建造“人民大会堂”等所谓“十大建筑”的剩余材料造成。当时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不准各家自己做饭吃，都要在大食堂吃饭，所以这座大楼的设计没有家庭厨房，只有大食堂。这已经非常荒唐。到了文革，因为是附近一带最高的建筑，有不少人到这个“红旗大楼”来跳楼。这个大楼变成恐怖和血腥的地方。

第41中学（当时是男校）和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相隔很近。我采访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老师陈寿仁的时候，了解到文革中女三中除了校长和教员共五人被迫害死外，还有七个工作人员的配偶被迫害致死，其中有于晓岩的丈夫，第41中的校长。陈寿仁老师只知道这位校长姓齐，不知道他的姓名。找到当年第41中学当时的学生询问，说校长的名字是齐靖宇。宁景伦先生说，齐校长是被打死后从楼上扔下来的，不是自杀。

几十年来，每到8月25日，宁先生一家都要为受难的父亲和大哥做弥撒。在往年，是分成两部分做，一方面打电话给曾经的流放地保定青苑县东闾村的教堂，拜托神父和教友们为自家故去的亲人做弥撒，同时又在家里自己做。2016年，由于老家的教堂正在重建工程中，他们把神父请到了家里。

多年致力于保护北京老建筑的华新民女士目睹了这次弥撒。她写道：

“我今早见证了这场令人无比悲痛的弥撒。参加弥撒的，除了宁李夫妇和神父以外，还有他们的女儿、女婿和幼小的外孙女。先是由宁先生简短讲了一下父亲和大哥如何惨死，然后是他女儿朗诵《感恩祭典》中的一段，她半天都张不开口，眼睛里全是泪水，最后终于哽咽着开始念了。再然后是神父诵经，以及一般弥撒里的那种过程——祈祷、唱圣歌、洒圣水、食圣餐等。

弥撒完毕，宁家人从抽屉里翻出来几张仅存的老照片给我看，其中一张是1954年拍摄的，就在他们现在居住的北屋前面，李凌珠的三舅搂着她和妹妹，还有从葡萄架垂下的几根枝条。”

笔者在2018年夏天第一次见到了宁景伦先生。之前我只和他通过电话。他77岁，气色很好，身板笔挺，态度和蔼。客厅墙上挂着教宗给他的祝福信，是英文的。他请我给他作一个中文译本，我离开他家后很认真地翻译了也打印好了送给他。他说，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有信仰。教会要他不要恨，要爱人如已，他照那些话做。但是事情还在那里，作为回忆。不是仇恨。他给我讲他家的文革经历，清晰明白，坦诚真实。他的身上有着一种宗教的光泽。这很难描述，但是可以真切地感觉到。

受难者之二：马秀清

马秀清，女，满族，佛教徒，家住北京东城区九道湾中巷13号。1966年8月26日，中学生红卫兵抄了他们的家，毒打她和丈夫。马秀清在当天死亡。时年47岁。

丹增加木错，男，藏族，马秀清的丈夫，汉文名字是白庆增，老家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是拉布楞寺六世活佛，佛号曲总仓。属黄教。他在1966年8月26日和妻子马秀清一起遭到红卫兵毒打，受到重伤。他没有在当天死亡。家人想要把他送进医院，但是医院拒绝给予治疗。医院要“证明”才肯接受这样被打伤的“阶级敌人”。家人去“民委”（民族事务委员会）要证明，没有拿到。他在家呻吟了七天后，于9月3日死亡。时年55岁。

丹增加木错在1937年藏区来到北京，先住雍和宫。后来他和马秀清结婚。他们买了九道湾的房子。自住。房子有290平方米，有个院子。

马秀清夫妇只有一个儿子。他说，他小时候，曾经跟父亲去过政协礼堂。他父亲担任过甘肃省政协委员。但是在1959年“西藏平叛”之后他家地位一落千丈。他父亲被安排进三轮车社，每月给十来块钱生活费。由于他的这种“家庭出身”，他在1962年初中毕业后不能升学，进工厂当了工人。

1966年8月26日，北京红旗中学（现为第171中学）红卫兵去他们家抄家打人。那时正是北京红卫兵抄家打人的高潮之时。打死人的一名红卫兵首领，后来参军当到了团长。文革后被复员了，也受了处分，因为他还打死了别的人。

家人在文革后没有得到作为赔偿的钱。

当时只给家人留了一间房住，而且要交房租。290平方米房子成为九家人住的大杂院。文革后。还给了他们两间房。现在马秀清的儿子一家住在那里。直到现在，也没有把他们的房产还给他们。他们的父亲母亲被打死在这两间屋子门口两三米远的地方。五十多年来，他们每天看着门前父亲母亲被活活打死的地方出出进进。这是怎样的折磨啊。

受难者之三：陈慧恩

陈慧恩：女，基督教徒。生于1917年。住在北京。1966年8月27日，她被来抄家的北京第67中学的红卫兵打死。时年49岁。

陈慧恩三岁时左腿上生疮，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溃烂到了无法医治的情况。她被遗弃在上海孤儿院。孤儿院是基督教会办的。在治疗过程中她的左脚自膝盖以下被截去，装了义肢。她在孤儿院跟外国修女长大，也跟她们学了英文。她从上海圣玛丽女校（St. Mary's Hall）毕业后在海关总署当统计员。1950年随机关搬迁全家到北京。

陈慧恩的丈夫钟永生是个瓦工。他们二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在教会中认识并结婚。钟永生曾经进入中国建筑公司工作。“政治学习”时，他说不能接受“人是猿变的”理论，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1957年，他们夫妇被动员带着小儿子到吉林倪家屯农村当农民。1958年，为了小儿子的上学问题，夫妻决定回北京。他们开始住在海淀区青龙桥的一个破老爷庙里，后来租到一间12平米的小瓦房，没有卫生设备。地址是海淀区颐和园西北青龙桥北上坡10号。

陈慧恩在去吉林前就已经辞职，家庭经济主要靠钟永生做瓦工临时工的收入。陈慧恩最大的梦想是能参加香山基督教灵修院（在香山植物附件近，那里有一座教堂）进修一年，但未能如愿。

他们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国家气象局气科院工作，平日住单位。小儿子在青龙桥北京第67中学上学。大儿子说，他们一家生活和睦，从不吵架，与邻里相处甚安。由于是外来户，生活习惯与周围的当地农民不同。陈慧恩有文化，懂英语，又有基督教信仰，受派出所监视。他们在对待孩子的教育上也和人不同。弟弟和邻居的孩子一起玩，但从来不拿附近田里的瓜果老玉米。他们一家引起人们的特殊看待。

1966年8月27日，北京第67中学的红卫兵，由当地的居民组长的儿子带领，前来抄家，理由是：陈慧恩搞反革命，特务活动。这个中学的红卫兵成员主要是附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子弟，是“革命军人”家庭出身的“红五类”子弟——是当时抄家，打人最严重的一族。

陈慧恩不承认这妄加的莫须有罪行，也不肯否定基督教信仰，于是遭到红卫兵用军用皮带的疯狂毒打。钟永生下工回家也被抓来一起挨打。两个人被打得体无完肤，上衣全是鲜血，看不见一点衣衫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