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开始甄别，1945年平反、释放了一批人。因为当时抗战进入反攻和胜利阶段，各敌后根据地急需干部，所以这些同志也就被调出去工作，留了个"继续调查"的后遗症。保安处的在押人数逐渐减少，便接收了一批原来关在枣园的中央系统的人来补充。这些人不享受我们的半自由，仍然关在锁了门的窑洞里。我们也不能去他们那个戒备森严的院子。当时我们以为这一批人大概是甄别出来的真特务了。但若干年后知道，其中就有我的朋友于炳然，还有后来被错杀的王实味，至少这几个人不是特务。

经过近三年的厮棍，我们这些"在押人"渐渐互相熟悉了。我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被编在"纪"字号，成为"大特务"之一，所以对于一些"大特务"更加熟悉，其中有些是我永远忘记不了的同志。"大特务"中，有一些是已经在保安处关押多年的"老号"。其中，钱维人同志是使我最为惊讶的。

三年前我在宜宾做地下党工作时，读到过延安出版的党内刊物，就对延安破获"大特务钱维人"的报导印象很深。据报导说，他是国民党派遣到延安的，混入党内，当了边区公路局长，利用职权大肆破坏边区建设，被捕后供认不讳，被法院判处死刑。这真是一篇使地下党员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好教材。但我在保安处和他见面了，有段时间同住一窑。

我既知道他没有死，又了解到他不是特务，他是受了中央社会部长康生的罗织陷害。三年之后他被平反释放，先和我一起在延安大学教书，后调回公路战线，恢复了党籍。1978年、1979年我到北京，几次在医院和交通部内他的宿舍见到他。他已经患了晚期肠癌，在病塌上向中央赶写揭发康生罪行的最后申诉。次年，他逝世了。

1980年，中央做出了开除康生党籍的决定，其中有几件罪行材料，就是维人同志和他的夫人李凝同志(她也是当时保安处女监中的"老号"，平反后和维人结婚，1988年逝世)提供的。当我在保安处第一次见到这个"大特务"、死刑犯钱维人时，我惊讶极了。相处之后，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他受了这么大、这么久的诬陷迫害，对人还是那么和善，那么体贴，那么诚恳，显示出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人品。他的身体被折磨得衰弱不堪：脸色苍白，皮肤浮肿，动作迟缓，平时戴个大口罩，两个膝盖用破布烂絮包成水桶样粗。这些都是长时间蜷伏在潮湿的土窑内不见天日的结果。

"大特务"老号中的奇人还有蔡子伟同志。他是陕西地下党和苏区知名的领导干部，1936年被高岗诬为"右派"，也是判了死刑，在《新中华报》上公布过。知道这件事的人，在保安处见了他，也是十分惊讶。我原不知道这件事，却从较长时间的相处中认识了这位革命长者。

他是蓝田人，大高个儿，络腮胡，胸无城府，对人非常热忱，好交朋友，侃侃而谈，笑声朗朗。边区政府把蔡子伟、钱维人关押多年，这两件坏事也有好的、值得嘉奖的一面，就是终于没有伤害他们的性命，把这两个好同志保存下来了。子伟后来和维人先后平反释出，调到延安大学。

子伟作高中部主任兼支部书记，领导并很好地支持了我的工作。全国解放后，他任过西北农业部长、国家农林部副部长，约在70年代晚期退居第二线，后来离休。子伟十分喜爱劳动。年近80还光着膀子在院子里拿条帚、铁锹，从事园艺和清扫。

林里夫

"老号"中的奇人还有林里夫同志。他1929年在日本东京入党，曾被捕入狱，后被驱逐回国。他曾任北平西城区委书记，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到延安后任陕北公学教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秘书等职。后被批"右倾"，关进保安处多年。

这个同志爱好理论，常思考各种问题，有鲜明的个人见解。他的个性强，形象也很有特色。我见到他时，他瘦得活像印度的圣雄甘地。与其他"老号"面有菜色大不相同的是，他全身金黄发亮，这是他刻苦锻练，抓住太阳拼命晒的结果。

"解密"以后，他发现太阳对在押人价格低廉了，就在院内找了一个别人看不见的角落，脱得一丝不挂，躺在地上翻来复去地曝晒夏天的烈日。全身起泡了，脱皮了，又长出新皮了，新皮镀成了金黄色，而且全身浑然一体，连裤带的影子都没有。

这个同志对毛主席的意见很大。别人谈论说，毛主席制止了高岗杀人，停止了康生"抢救"，还是比较英明的。他说："什么英明!就隔一个窑洞，把千百个党员和群众打成特务，他知道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耿直、毫不世故而略嫌急躁、固执的同志。这副可贵的性格也就决定了他坎坷的一生。

解放后他当了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被打成了"右派"。70年代，有同志去看他，见他和老伴带着八个儿女住在一间小屋里，大人小孩睡架子床，衣食非常粗陋，室内凌乱不堪，口里仍然评陟世事，无所避忌。1993年6月我到北京见了他，他已84岁，发胖，思维明晰。祝他和他的一家活得痛快些!

与我差不多同时被抓到保安处的，有一批甘肃地下党的骨干，他们是抢救运动最早的受害者。这个运动就是康生利用年仅19岁的甘肃地下党员张克勤(原名樊大畏)受不了刑讯逼供折磨，制造出甘肃"红旗党"的荒唐案件而开始的。这就是著名的"张克勤事件"。从此甘肃地下党大量骨干被捕，其中不少关进了保安处。

这里有孙作宾、李铁轮、陈成义、万良才、马尔沙(牙含章)、王君浪、霍克(贫进民)等同志。这些人中，除李铁轮平反后去了山东，再未见面之外，我和他们都有多年的交往，其中友谊最深的是孙作宾同志。他为人十分正直、诚恳、朴实，为党做地下工作多年，其中包括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

这时却被诬为"特务"、"兵痞"，抓了起来，和他年轻美丽的妻子刘杰同志长期分离。后来放松一些，允许刘杰探监。老孙不满地说："老婆又不是看的。"后来才允许她每星期六来留宿一次——这在延安叫做"过礼拜六"。作宾和我此后在50年代，70、80年代有过多次的密切接触。

"纪"字号的"大特务"中，有一位白面书生，他是浙江地下党的负责干部，叫黄先河。在十年内战中，他和粟裕大将一起领导过四明山的红军游击队，粟裕是司令，先河是政治部主任。这个同志性情柔和，态度腼腆，说话不多，谁也难于看出他的红军指挥员身份，当然更不会认为红军里有这么一个暗藏很深的"敌人"。

但是，以康生为代表的中央"学委会"把这个"敌人""洞察"出来了。当然，黄先河坚决拒绝这种诬陷。但是他有一个大"弱点"，就是他的爱妻陈雪莹。这是一位年轻、美丽、温柔而又坚强的女共产党员。"学委会"发现，这是他们进攻黄先河的突破口。她因为丈夫而被捕到了枣园。

经过专业人员百般审讯，她只承认黄先河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游击队的好领导和她的革命引路人。审讯人员说，黄先河都已"坦白"了特务问题，承认她是他的"特务下级"，但是小陈坚信先河，绝不交代"特务"。

末了，审讯人员宣布："抗拒从严，判处死刑"，把她拉到山坡上，从后面开了一枪。枪是朝天打的，但小陈应声倒地，昏迷过去。从此，她神情恍惚，说话缺少伦次。她仍然坚决否认先河和她是"特务"，却认为走到她面前的生人都是特务，怀着阴谋诡计，要伤害先河和她自己。黄先河被抓到保安处以后，无法处理陈雪莹的枣园便把她也解到保安处监狱里来。

陈雪莹知道先河也在这里，精神有所好转。1944年保安处在看守所中成立秧歌队，陈雪莹被编了进去，常在歌舞队员中出现，先河看到她也感到放心，但从她总带一些忧郁和麻木的神态中，先河知道自己连累妻子受了大的刺激。但在这里，夫妻间也不能交谈，只能"目成"。

后来，他们夫妇都"甄别平反"了，回到了抗日前线，又迎接了全国解放。但是，陈雪莹的病却随着形势的好转而加重。因为，在新环境里，她接触的生人更多，于是她那"被特务包围"的疑心更重了。

她开始怀疑"特务"在她和先河的饮食里放毒，就不吃别人(哪怕是集体灶上)的饭菜，不喝别人给的茶水。各种中西医都解除不了她的心病。以后发展到，她怀疑"特务"毒化了空气，连门也不出了，客人也不见了。

当黄先河从外面回家，她也认为他带回了"特务"的毒素。她因此不让先河出门。这一点办不到，她就舍弃先河，回到她唯一能够信赖和依靠的姐姐远在上海的家，终年足不出户、只吃姐姐亲手做的饭，姐姐也为她谢绝各种交游。

1981年，我见到独居多年的先河同志，知道陈雪莹这时已经骨瘦如柴了，仍然目光炯炯地注视着"特务"的破坏阴谋。陈雪莹同志可算是毫无私心地坚持反"特"的一名共产党员了，但她却成了催人泪下的悲剧人物。

以上是张宣发表在2000年第4期《红岩春秋》中的长篇回忆文章《凤凰惊梦——延安抢救运动亲历记》中的一部分。张宣从1943年3月到保安处监狱，直到1946年2月平反出狱，整整三年时间，亲历和目睹了抢救运动期间，边区保安处和保安处监狱中发生的许许多多匪夷所思的奇事、怪事和悲惨之事。

张宣在回忆文间中还写道："近年，当时同难的晓晨、高梅同志和我共同回忆，保安处当时关押的人，现在或亡或存，解放后职务或高或低，包括后来运动中捱整而死者，姓名、职务可查的，尚有195人。当然这远不是当时在押的全部。"

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全部引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原文认真地读一读，相信读完这位老共产党人的回忆文章，任何人的心里都是不会平静的。

鲁艺秧歌队

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延安盛况空前的秧歌运动曾使保安处红极一时，当时延安的秧歌队最火的是"鲁艺家"，其次就数保安处秧歌队，这个秧歌队当年扭遍了延安的大街小巷、机关学校，所到之处，无不"人潮如涌"。

与"鲁艺家"不同的是，这支秧歌队全部由"犯人"组成，胡河是队长，迪之、程之等等都是其骨干。胡河离休前是北京京剧院的院长，1938年16岁时加入共产党，上中学时由于不满学校的反动教育，在重庆加入了著名的"怒吼剧社"进行抗日宣传，随后又同剧社的4个年轻人从重庆到成都想奔赴延安。

因为当时形势紧张，成都地下党劝他们回重庆，其他三个都回去了，胡河没有走，留下参加了旅外演剧队在川西北进行抗日演出，演剧队当时挂的是刘湘的名义。

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为了保护革命力量，成都党组织决定转移一批党员骨干，此时恰好阎锡山在四川招收政工干部，成都地下党组织了这次招收工作，乘机把一大批党员招进，共招了350人，其中一半是党员，在宝鸡征得延安的同意，这批人就直接到了延安，进入泽东青干校学习。

学习结束后，胡河被分到青年艺术剧院，1942年审干开始，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很快就被打成特务关进军法处，一年后又转到保安处。1943年秧歌运动兴起后，保安处领导就让胡河组织保安处秧歌队，人员调遣训练全都由他负责。

于是，胡河就认真地将其作为党交给自己的重要任务来完成。好在保安处关押的人才有的是，加上严格的训练，保安处的秧歌队一出演就名扬延安，随后他们就到处表演，一般老百姓也根本不知道他们都是"犯人"，除不能与外边的人随便交谈之外，秧歌队队员倒也没有受太多的限制，所以大家扭得很认真，也很放松，胡河的队长也一直当到1945年9月，他完全甄别平反后，奔赴东北解放区。

1993年，延安大学五十五周年校庆时，71岁高龄的胡老率"老校友母校回访团"回访母校，在和师生联欢的篝火晚会上，胡河曾忘情地带著一帮老校友进行了精彩的秧歌表演，并和青年大学生一起围著篝火扭了很久很久。一招一式，仍然是专业水平，那气氛，那激情，仍然是当年的风釆。

笔者有幸目睹了他五十年后的表演，并由衷地相信，五十年前，风华正茂的胡老所率的保安处秧歌队，一定是名符其实的"火爆"。当年这些戴着脚链跳舞的人们，竟能跳出那样一份潇洒，那样一份豪气，真令人叹为奇观。

中央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同边区保安处一样，也是当年延安审干的反省机关，只是被审查者的所谓问题的严重程度似乎略轻一点。曾任西北公学副校长，后任全国政协委员、总参政治部顾问的李逸民回忆道：

审干开始不久，历史比较复杂，社会关系又搞不清楚的怀疑对象就被一批批集中起来，送到反省机关进行集中审查，我校是集中点之一。各单位审查出来比较严重的人，一批批来报到了，有的带著行李，有的没有带，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到来，有的实际上是逮捕来的，说是来学习的，可是，谁都明白，灾难在等待着自己。

随着人员一批批的到来，材料也一批批转来了。一下子，我校集中了300多人，增加了三个班。再看那些材料，有的比较复杂，有的也就是一些小事。

接着就要进一步审查了。一天，李克农同志把我找去，说："你那里已经增加了许多人，那些人的情况很复杂，怎么办呢?我和康生同志研究，决定调吴德同志帮助你工作。"增加领导力量，我当然很高兴。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是白区来的，曾蹲过国民党监狱，康生、李克农对我也产生怀疑，但这时还未说破，名义上是派吴德来帮助我工作，实际上是让他一面工作，一面监视我的。不久，又派来了李世英同志。

我们学校500多人，只存下20来人没有被"抢救"了，前面已经说过，我本人在运动开始不久，就已被打上问号，主要因为我在国民党监狱中坐过10年牢，另外来延安以后，在一起工作的两个同志在被"抢救"中"坦白"时涉及到我。

但是窗户纸还没有捅破，一面让我参加学校的抢救运动，另一方面又派吴德来学校负责全面工作，实际上是来监督我的。这时我心里矛盾极了，自己背着很沉重的包袱，觉得如果积极参加运动，也许被人怀疑是假积极，但如果不积极，更会被认为有问题。矛盾的心理，思想的负担、痛苦的心情真是一言难尽，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能向谁诉说呢?

不久，我爱人也被怀疑了，她在北平参加过学生运动，加入民先组织，1937年又加入共产党，在绝大部分人都有"问题"的情况下，她又怎能逃脱厄运呢?此时她正怀著孩子，生活需要我照顾。一天，吴德通知我说："李逸民同志，李克农等同志的意见，你应该和爱人分居，因为她有问题。"我只好说："可以的，不过现在不行，等她生了小孩，我一定让她去接受审查。"事情暂时搁下，等她产假满后，运动已基本结束，开始搞甄别了，她总算躲了过去。

在这个运动中，许多单位发生了死人事件，我们学校死了两个人。人们也在暗暗顶著运动，例如有一个叫王演的学生，每整一次，他就写一条鲁迅语录，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就是不"坦白"，我们觉得他是个"顽固份子"。有一天他跳崖死了，他那个班的同志故意把他埋在我和吴德的窑洞对面，以示抗议。

随著运动的发展，我逐渐对它发生了怀疑，能有这么多特务吗?我们的做法对吗?但只能是自己脑中思考的事。一天晚饭后，毛诚同志来到我的窑洞，欲言又止，我看出她像有事的样子，就问她："毛诚同志，你好像有话要说，你就谈吧!"

这时，她才说出别人都不敢说的话来。她说："李校长，我看目前这个运动有点问题，哪有这么多特务啊?"这事我心里已经想了很久了，但对谁也没说过，也不敢说，经毛诚同志这一谈，我才知道别人也有同样的想法。于是我们俩谈开了，从运动的方法到具体人，什么都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