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仅抚顺，全中国各地的日本战犯都受到类似优待。如在山西俘虏的残留日军，犯下杀人、强奸、焚毁中国人家园等罪行，却判处不超过10年徒刑，同样在监狱优待，并相继释放。得到类似优待的日本战犯，全国有至少数千人，以及更多（起码数万人）未经审判和处罚而直接释放回国或加入八路军的日本军官和士兵。
这样的优待，被冠以“人道”、“以德报怨”、“中日友好”之类冠冕堂皇的名义。可这些优待，是对遭受日本侵略者杀害的中国人民的极大不公，其优待的粮食和物质来源，也来自于中国人民劳动的血汗。
友谊商店
另一个反映更加广泛的外国人特权、中国人反而是低等公民的，是毛时代的“友谊商店”及类似的机构。毛时代一直到邓小平时期，中国各大城市、对外窗口城市，有若干“友谊商店”、“友谊宾馆”及类似性质的机构。这些机构的共同特点，是只接待外国人或海外华人华侨等境外“贵宾”，有一定级别的中共党内权贵也可进入，但中国普通老百姓，包括毛时代被捧得很高的工人、农民、军人，除非得到特殊许可（极少情况），均不得入内。如广州友谊商店门口就挂着“本店接待外宾，无关人员勿进”的标示牌。甚至，外国友人带中国亲戚来“友谊商店”，外国友人可以进，中国亲戚却不行：
“商店的人却出来干涉了，“非外交及华侨不予接待。”换句话说，除归侨外，中国人勿入。堂姐愣住了，半晌才醒悟过来，忙解释道，“她是我的妹妹，陪我来的。”
“不行。”
堂姐又说了，“她不买东西，是我买。我要给她送点小礼物，请她亲自挑选……”
“不行。”
我的堂姐不禁火了。质问道，“这么大的雨，你不让她进去，我忍心让自己的妹妹在外面淋雨，自己却进去买东西？这是哪家规矩？”商店的人这次竟然闭口不答，表示已无讨论余地。
这下，不光堂姐恼火，我也火了。我火的是这种做法无异于在外国人面前剥光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丢尽中国人的脸。
“这规定到底是怎么回事？”堂姐的目光似乎在对我询问，我不禁尴尬地一下脸红到脖根。
不幸这种“小事”层出不穷。另一次，我们外出访友，半道上忽然忘记带照相机，为了按时赴约，我们先抵目的地，然后让车子把堂姐的女儿和我的女儿一起载返宾馆，去取相机。两个年纪相仿的小女孩亲亲热热，手挽着手奔向宾馆。虽然两个小孩都没有证件，外籍女孩毫无障碍地通过了传达室，而我的女儿却给喝住啦，“哪来的？不准进去。”我的外甥女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她是我的亲戚。”然而，不中用，还是斩钉截铁地一句话：
“她不准进去，你可以。”我的外甥女气不过，拉着我的女儿悻悻离开了这比衙门还要严肃的宾馆！
中共经常宣传民国时外国在中国的租界、殖民地，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事实上并无这样的标牌，虽然租界和殖民地对华人种族歧视确实存在），以此批判殖民者的压迫、民国的“软弱无能”，并夸耀是中共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收回租界（虽然事实上是国民政府收回租界），让中国人民不受歧视而扬眉吐气。但中共建政后，全国各地的“友谊商店”及类似之招待外宾，或起码外宾优先的各种场合，恰恰是将外国人当成“人上人”，中国人尤其平民百姓则被当成贱民、下等人、“不可接触者”。这就是赤裸裸的歧视，只是这种歧视是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共统治集团所为，披上了“国际友谊”、“出口创汇”之类的外衣。
这种对外宾优待，改革开放之后仍然得到保留。尤其改革开放前期（1980-1990年代），来自美欧、日本、港台的各种人士在中国都得到“超国民待遇”。而2000年代及之后，外国人特权有明显减少、淡化，但外国人的诉求、投诉，往往仍比国人得到优先考虑和照顾。如武汉警察全城帮日本人找自行车、上海医护疫情期间为美国病人泌尿疾病开绿色通道、外国留学生住单间有空调而中国学生几人挤一间房只有风扇……各种案例和状况，都反映了这样的现实。
为外国领导人劳民伤财竭力奉承
毛时代的中共，还强烈鼓吹阶级斗争、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无论对封建君主帝王还是资本主义美国统治阶层，都大加鞭挞。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1973年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访问上海，都得到中共隆重接待。在北京，中共中共总理周恩来组织数十万群众到长城等尼克松准备游览处扫雪，以及其他诸多耗费人力物力的招待活动。在上海，动员许多人和资源为西哈努克准备了山珍海味，以及外人想象不到的复杂周密筹备（摘自凤凰网，中国日报、央广网等亦有相关信息）：
“来上海之前，西哈努克亲王在南京夫子庙逛过，在那里吃过一顿饭，尝了十二道点心。南市区饮食公司听说此事后，一定要让亲王吃十四道点心，体现上海城隍庙的水平。一声令下，豫园内的各路精英汇聚一堂，整出一套别具风味的点心，共有十四道:一叶小粽子、桂花拉糕、三丝眉毛酥、鸽蛋圆子、酒酿小圆子等。
这一政治任务下达后，公司革委会连夜调档案，查三代，苏帮点心泰斗陆苟度和周金华、谢炽川等一批“苗红根正”的高徒被选派操作。肖建平家庭成分好，也被入选。据他回忆，为了确保质量，做点心的芝麻要一粒一粒拣，糯米要一粒一粒捡，瓜仁大小、薄厚要一致。操作现场还有荷枪实弹的民兵“恭候”。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在豫园内的绮藻堂品尝美点，服务员提着竹篮把点心从桂花厅送到豫园门口，再有人接应到厅堂，最后服务员送上桌，旁边始终有人监控。
肖建平说:“城隍庙为此封了三天三夜，九曲桥边一片寂静。”
为了让西哈努克亲王吃到地道的鸡鸭血汤，要求一碗血汤中的鸡卵达到“三同”标准，即直径相同、色泽相同、形状相同，这下苦了厨师，他们只得三下南翔，杀了108只鸡才找到如此高标准的鸡卵。谁料西哈努克亲王推迟了来豫园的日期，第二天再杀108只鸡。谁想到这天亲王心血来潮，跟莫尼克公主打网球停不下手，烧好的鸡鸭血汤只得倒掉。第三天2月19日，亲王总算大驾光临，对十四道美点大加赞赏，尤其是鸡鸭血汤，吃了一碗不过瘾，又来了一碗。”
无论尼克松还是西哈努克及其他外宾，来到中国不仅得到隆重接待、靡费甚巨，中共还让劳动人民、平民百姓为这样的外国帝王、政要、权贵无微不至的服务，做仆役式工作。这实在与其宣传的东西完全背离。
优待日本战犯、友谊商店只许外宾入内、尼克松和西哈努克来访招待，这三件事都无一例外的、非常鲜明的证明了，中共1949年夺权、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本质，不仅是中共残酷压迫人民、中共权贵强取豪夺，还优待外国人/“洋鬼子”，与其公开宣传的反帝反封建、反抗外国殖民、让中国人免于受外国人欺凌，完全背道而驰。中共也恰恰充当了其公开批判的“二鬼子”、“外国代理人”、“殖民者打手”的角色。当然，以上例子只是中共优待外国人甚至赋予其特权、虐待本国同胞的冰山一角、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实则远比这些更广泛和普遍。还有如阿尔巴尼亚外交官撞死中国工人，中国外交机构反而安抚外交官等事件，也都反映了同样的“洋人命贵、国人命贱”的事实。
毛泽东治下饥寒交迫的本国人民
以上这些示例还仅仅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剥夺本国人民血汗和尊严讨好外国人的冰山一角，真正剥夺中国人民血汗供养外国人的天文数字应该可以从无偿援助第三世界的阿尔巴尼亚、越南、非洲的历史得到，这都是为了满足毛泽东个人想当世界领袖的欲望而对中国人民进行敲骨吸髓式盘剥的结果。
同一时期，毛泽东时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无权利、无尊严、物质极度贫乏的状态。许多中国人在饥寒交迫中非正常死亡，勉强活着的人们也都在温饱中挣扎，更没有享受和娱乐。农民几乎赤贫，而即便属于中国领导阶级和生活水平前20%的干部、解放军、工人，除极少数高干外也都是贫困的、权利尊严缺失的、生活捉襟见肘的，与同时期大多数国家（不仅欧美日，还有和亚非拉比较）国民权利和物质精神生活都相差太多。除了少数特权者，当时中国大多数国民都是实实在在严重缺失权利和尊严、没有自主性、任统治者剥削、欺凌、宰割的“贱民”。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优待外国人、苛待治下国民、民族同胞，且往往以牺牲与克扣本国人民的权利、尊严、物质，来换取对外国人的优待，更加显示中共的丑恶、不平等不正义、对人民的残酷。
中共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其奴役本国民众没有代价而能获得利益，得罪外国人却会面对各种风险和压力、难以控制外国人的维权和报复，而讨好外国人却非常有利于其统治，所以不惜出卖同胞利益和尊严，也要满足外国人各种诉求、安抚外人。中共也从不真正在乎国家、民族、同胞，中共统治集团与人民是割裂与对立的，是没有民族情感、没有做为国民服务者的责任感的。它就像“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满清政权、满洲贵族和汉族仆从官僚一样，和外国合伙压榨欺凌中国百姓。它越强大，牢笼越牢固，民族更沉沦和悲惨、人民更无法反抗而受更重奴役，而绝不是它声称的“越强大越不受欺负”。
国家本应是全体国民的国家，国家利益根本上是这个国家人民的利益的集合。中共一方面大谈独立自主、反抗帝国主义，一方面却以牺牲本国国民利益来优待外国人，显著的表现了，中共政权及其统治的国家立场、政策、利益，与中国人民权利与利益、中国国家民族真正的利益，都是背道而驰的。这贯穿1949年后中共统治中国的全过程，而毛泽东时代的表现最为鲜明，人民从中受害最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