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案子还衍伸出另一个联邦重大刑案，被告是8人中第二资深成员郝普特（Herbert Haupt）的父母、叔父、姑母、以及另一成员弗井（Wolfgang Wergin）的父母，共3男3女，罪名是“叛国”，陪审团判定有罪。法官坎贝尔（William Campbell），量处重刑。男生死刑、女生25年刑期；并宣读了一篇长长的重刑释明，寓意很深，节译几段如下：

…本法庭认为陪审团的有罪判决是建立在充分的证据上。本席必须考虑到，目前我们国家及每一个男女老幼正面对一场前所未见的生死存亡之斗争，要打倒独裁及邪恶。…

在我们奋力对抗敌人时，国内防线就和战场前线一样重要；所以危害家园的举动。就像在敌人面前破坏我们的布署一样，都是叛国。…

量刑必须能成为及时且严肃的警告：任何人企图做出不论多微小的破坏、或与敌人勾结，都给我小心；重刑也是要警告敌人，别想再把德裔美籍人士当做渗透颠覆这个国家的棋子，这种自以为聪明的计谋必定失败。…

…公道要还给成千上万忠诚的德裔美国人，他们的爱国心和忠诚度是无庸置疑的，本庭从不相信这些囚徒丝毫能代表我们所有出生于德国的美国公民；你们无需担心因为本案这些被告的行为而受到骚扰、不公、歧视。…

这位坎贝尔法官的重惩当时受到广大支持，不过案件经过上诉之后，死刑没有执行、女性改判轻罪或无罪；战后则多人被释放并遣返德国。然而或许是这次的严刑峻罚，也可能因为侵俄战事陷入胶着，有一段长时间纳粹没有再积极渗透美国。但随着1942年6月的中途岛之役（Battle of Midway）与1943年2月的史大林格勒之役（Battle of Stalingrad），轴心国在太平洋和欧陆两大战场相继败退，纳粹无法继续忽视美国的存在，尤其1944年6月联军在诺曼第（Normandy）登陆成功，纳粹终于像一个走投无路的赌徒，决定再赌一把，进行“麻雀行动”（Operation Elster），这是对美国最后一次进行间谍渗透。

于是在1944年11月底又有一艘德国潜艇在美国东北角的缅因州海岸送上2名间谍，一是柯尔保，在美国土生土长，上过海军学院，也曾进过麻省理工学院（MIT），并曾短暂加入美国海军；他被遣退后，转往里斯本（Lisbon）的德国大使馆投奔纳粹，在海牙（The Hague）接受密集电报与武器训练；另一名是金培（Erich Gimpel），一名资深地下工作者，精通无线电操作，二战一开始是在其他南美国家做间谍；不过后者说英语有浓浓德国腔，需要前者当掩护。他们的任务除了搜集美国民情之外，重点在飞机与火箭制造情资，甚至包括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或许觉得有行贿的需要，这个行动的特色是两人除了携带手枪、特殊照相机镜头、隐形墨水和显影剂、微点软片之外，还备有大笔现金及98颗钻石做“盘缠”。

两人上岸后直奔纽约市，住进旅馆。柯尔保离开美国太久，想先体验大都会的奢华夜生活，金培只能跟着他走，两人花天酒地、“不务正业”半个月，足迹遍布高级餐馆、酒吧、夜总会、剧院、服饰店，甚至召妓买春。等到玩够了，不可思议的事又发生了，柯尔保干脆抛下同伴，卷款而去；他联络上一位中学老同学，坦白自己的间谍身份，打算自首。这次FBI早已收到数起民众报案，目睹有可疑人物在雪地步行前往车站后消失，FBI很快就确认属实。圣诞节次日，FBI就到同学家逮捕柯尔保，金培则在除夕前一天被捕，又是一次“团灭”。

罗斯福总统再次下令军法审判，金培自知死路一条、多辩无益，所以侦讯中完全不合作；柯尔保则把责任推给金培，说自己早已后悔投奔纳粹，会答应做间谍是为了回到美国，而且早就想要自首，但受金培监视难以脱身。这些鬼话当然没有屁用，两人都判了死刑。幸运的是，二战已近尾声，杜鲁门总统把两人减为无期徒刑，战后10年两人都假释出狱。同样的“叛国罪”，但国家处境大不同，命运自然也不同。

纳粹德国渗透美国的行动，自战争爆发前到战争结束前，历时10年以上，结果无功而退。究其原因，多数美国人民只是短暂被纳粹的极端种族偏见所迷惑，随即看清野心独裁者的真面目，回归民主自由理念，拒绝“与魔共舞”；再者，尽管希特勒借着令人震慑的军事优势崛起，美国人民不是被吓大的，保家卫国的意志始终坚定；第三，正如坎贝尔法官的感慨，军人在战场报效国家、平民在后方守护家园，同样重要。总结而论，美国能安然渡过纳粹渗透，“人民素质”是最可靠的护国基础。

所以当前台湾第一要务，应是巩固台湾内部民心、培养爱护家园的情操，这在此次“大罢免”行动已经可以看见曙光。至于重启军法审判，当然会有一定的吓阻作用，但属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