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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林培瑞2012年在China File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中国使用的语言称为“毛氏语言”；中国作家慕容雪村2015年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将这种语言风格定义为“粗鄙和残忍”。他认为，其“目的就是要降低公共讨论的质量，……在这种野蛮的话语空间中，许多词语都渐渐失去了其真正的意义。然后，党可以运用这种语言来装腔作势、混淆是非。”

“很多海外华人都拒绝阅读简体中文，或者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学中文，都是这种语言污染的心理创伤。”张适之说，“但我们的中文其实是很优美的，很有文化的。我所做的，就是在垃圾场里做些建设性工作，努力保存一些有价值的文字。”他将这一系列出版命名为“存”，每本书都有一个编号。

傅国涌的《去留之间》便是这种情况。这本讲述了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选择的历史记录，2004年就在中国出版了。2017年时，出版社打算再版。傅国涌为此重新做了修订，重新写了序言。没想到，印刷完毕，“上面来了电话，说不能卖”。出版社几番沟通，回复都是“绝无可能”。所有书籍最终化成了纸浆。

这本书如今就是读道社的“存001”号。

傅国涌著作《去留之间》封面（amazon.com截图）

《人文中国》走的则是另一条道路。执行主编罗慰年曾在中国南部媒体重镇广州工作多年。疫情中，他被“十几亿中国人绵羊一般被关在家里”的景象震撼了：中国人究竟怎么了？

思考的结果，他认为是政府力量过于强大，社会力量过于微弱，“民族被原子化”，社会失去了活力，而“一个社会要有活力，必须要有自由的思想市场”。但中国的思想市场，在他看来已是“孤岛”，中国知识分子的写作与世界已经割裂了。和主编陈渐离讨论后，他们决定要创办一本“回到改开、又超越改开时代”的人文杂志。

何为“超越改开”？罗慰年解释说：因为现在有互联网，有到世界各国留学并成为思想精英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还有接受普世价值、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内知识分子。这个时代的《人文中国》，不只面向国内，也立志于成为国内写作与海外的连接，让国内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声音能够被海外听到。

也正出于这个目的，《人文中国》在创办了中文纸质杂志和频道后，又迅速开辟了英文版和英文频道，并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期刊发行渠道。效率之高，离不开AI在出版业的应用。罗慰年说，“过去，一些很有水准的中文作品，由于翻译渠道相当曲折，没有翻译成英文，不为英文世界所知。现在，靠新技术与出版文化的无缝对接，他们与国际的‘时差’基本抹除了。”

人文中国第六期封面（世界华语出版社截图）

“不是反抗的英雄，只是想过自由生活的普通人”

张适之不愿称自己的出版物为“禁书”，他更愿意使用“在中国买不到的书”，表达自己的立场。“我不是什么反抗的英雄，我也不是流亡，我只是想过自由生活的普通人。”

不过，出于种种考虑，在公开场合，他还是使用“适之”这个笔名：是对自己的保护，是对胡适之先生的致敬，也寄予了“适应新生活”的自勉。他在电话中无奈地说：“从个人兴趣上，我也是更喜欢思想和历史的作品。但如果这样我还要受到铁锤的暴击，那我也只能承受啊。”

除了安全考虑，“无趣”是不想成为“反抗英雄”的另一个原因。在《波士顿书评》上，有人物访谈、新书序言、学者旧作，有深圳日本男童遇害事件的评论，还有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专题。罗小虎说，“我就是想做个有常识的正常人，读点儿高质量的书，说点儿有人味儿的话。什么是正常人的生活？就是既不用因为害怕去逃避什么，也不用为了迎合谁去拍谁的马屁。”

相比之下，已颇有声誉的博登书屋觉得自己是有“使命感”的。荣伟说，“我们博登书屋就是要在国内、香港的出版比较艰难的情况下，慢慢扩大成一个平台，树立起一面旗帜，倡导华语世界真正的言论自由表达。”这个毕业于北京大学，多年辗转于北京、深圳、纽约的艺术界与思想界的老人，越说越激动：“难道我们这个民族就这样毁了吗？”

罗慰年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无所不在的时代，问题是怎么涉及政治？是以激烈的方式还是以温和的方式？是以战术对抗的方式还是以战略的高度去介入政治？”在他看来，不与当下的中国政治产生直接冲突，用人文主义的立场，各种生动有效的表达，渐进地推进文明的进程，“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孤岛外的“排气孔”

出人意料的是，当自由亚洲电台提问这些出版物能否反哺中国时，几乎所有人都给予了乐观的回答：当然。

《波士顿书评》创办后，罗小虎收到了超出预期的订阅，从邮箱判断，有不少都是中国读者；还有人免费帮她推广，甚至帮她约稿。她说没有稿费，对方答“不必担心，我来替你付稿费”。深圳男童遇害后，她收到了日本著名汉学家阿古智子主动发来的评论；芝加哥大学教授罗宾森获得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台湾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林明仁，马上就将为罗宾森的台版著作《自由的窄廊》导读免费授权发表。

罗小虎有种突然踩到了“中文领域的空白”的感觉。这使她开始有了“一点点事业心”。她刚刚注册了非营利公司，想着再注册一个独立网站，“要好好做一下”。

《人文中国》的编委会成员几乎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集合。当自由亚洲电台询问是否经历了艰难的说服工作时，罗慰年回答“不必说服，都愿意支持”。他说，中国的学者把他们当成“孤岛文化”的一个“排气孔”，否则，他们的写作就可能只是“抽屉写作”。

这样的鼓励，荣伟也收到了很多。许章润称博登书屋为“自由之声的象征”；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则将博登书屋比做“清末民初著名的文化出版社群”，是作者们的“精神战友”。在出版了《高耀洁画传》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对荣伟说，“我相信你们现在正从事的工作是一种对知识和道德资产的投资，从长远来看，也将使中国受益。”

即便已经完成了最初定的一千册的目标，偶而，张适之还是会陷入疑惑，“就算影响了一千人，也很微不足道”。是他的作者、中国散文家野夫让他感到了释然。“野夫说，因为不能出版，他早就不想写了。但我这个出版社的出现，让他又感到写作是有价值的。我也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一点点意义和可能性，他现在又觉得，他还可以再写一些。”

更让张适之感动的，是许多在日华人主动帮他卖书，有开饭店的，有开中华特产店的，在网上与他结缘，就在自己的店里为读道社辟出一席之地，帮忙向客人推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