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张光年和其他几个主编不是因为预先得到情报才逃过一劫，他们未被打成右派，是因为邓小平的保护。

其实，当时的总理也想保护萧乾的。但令人困惑而又惋惜的是，总理对萧乾的保护似乎没有起到作用。

1957年7月的一天，当干被整得连房门都不敢出的时候，忽然接到一份请柬：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约见文艺界人士，竟然把他也约上了。说实在的，他不想去。然而作协领导发话了：周总理请的，不能不去。

那天回来，他面带喜色地对我说，总理讲话时，特别把他和吴祖光叫起来，说他们不应算作右派分子，并且鼓励两人“要认真检讨，积极参加战斗”。当时他想起党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那句话，真有了些重见天日的盼头。

吴祖光所在的青年艺术剧院第二天就曾贴出过《风雪夜归人》的海报（然而很快就覆盖了），干照样挨批挨斗，一点也没松动。（《生机无限》）

张光年为什么要萧乾担任常务副主编？笔者认为至少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张得到风向要转的内部消息，所以把萧乾推出来作“替罪羊”；另一种可能是，当时的情况确如张光年所说，其他两位副主编因有事缠身，不得已才让萧乾担任常务副主编；还有一种情况是，张光年这样做是出于好心，也就是说张光年是出于对民主人士的尊重才要求萧乾担任副主编的。因为在1957年3月，国务院曾召开过一次会议，会上，毛泽东特别谈到了对民主人士的工作安排问题，一向积极紧跟的张光年当然会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萧乾夫妇的看法———张光年让萧乾担任常务副主编是“引蛇出洞”，只是三种可能的一种。看来，问题的实质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得多。

问题的复杂还在于，周扬知道了内幕消息，而身为《人民日报》的总编的邓拓却蒙在鼓里；邓小平保张光年，保下了；周总理保萧乾，却未果。看来，当时高层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扑朔迷离，十分耐人寻味。笔者认为，要想弄清问题的真相，还必须假以时日，等待有关档案的进一步解密。

如果萧乾夫妇能冷静一点，理智一点，就不会把萧乾被打成右派的账算在张光年的头上。1957年的风暴从天而降，能否逃过这场风暴，完全要靠你的运气好不好。然而，萧乾夫妇回顾往事时，为什么总对张光年耿耿于怀呢？笔者想，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张光年对萧乾的伤害太深了。

在批判萧乾的大会上，张光年说：“我是引蛇出洞！”那是大言不惭，也是过火表演。张光年这样说，不过是为了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也是为了自保。对此，萧乾想必能够理解，当然也就能够大度地予以宽容。然而，张光年后来的一次行为，却极大地伤害了萧乾，也使萧乾终身难以释怀。

被打成右派后，萧乾被发配到某个农场劳动。1960年的过年，他获准回京探亲。当时，文洁若为了和上司搞好关系，劝萧乾去看望一下老领导张光年，没想到，后者却给了萧乾一次结结实实的侮辱。

我千不该万不该怂恿干去看望他原来的领导———《文艺报》主编张光年。那天他回到宝钞胡同的小堆房后，不断摇着头说，何必自找这通侮辱。……那天从张光年家出来，干浑身发抖，怕出车祸，连车都不敢骑了，便推着他那辆旧自行车穿过西总布胡同。（《生机无限》）

那么，又是怎样的侮辱让萧乾如此难堪如此愤怒呢？

洁若劝我去大酱园子看看那里的领导。最初，我实在鼓不起这份勇气，但他认为，既然我的命运掌握在那些人手里，就还是去看看的好。

我们都太天真，太不自量了。批倒批臭之后，人家早把我一脚踢出去了。大年下的，都在关上门享受着天伦之乐。我去敲门时，听到里边无线电播放着歌曲，全家老少一片欢笑声。及至一开门，人家见到寒碜狼狈的我，先冷了半截。勉强让进去之后，无线电停了，一家人都躲到另一间屋去了。只剩下大干部，方方正正地坐在他那把硬木太师椅上，劈头就问我劳动得怎么样。我把路上想好的话说了一遍，表示尽管改造得不好，对自己还是乐观的。现在中央连像王耀武那样的国民党战犯都释放了，我相信自己总比他们会……

那位大干部铁青着脸，半腰里就把我打住，恶狠狠地说：“你就是文艺界的王耀武！”（《萧乾回忆录》）

雪中送炭的安慰，会让人如沐春风，温暖一辈子；雪上加霜的侮辱，则令人如落冰窖，那种寒冷，沦肌浃骨，终生难忘。张光年这句恶狠狠的话，正是让萧乾领教了这种寒彻肺腑的冷。

回顾往事，反思历史，当然不应该纠缠于个人的恩恩怨怨，但既然张光年对萧乾的伤害如此之深，他在回顾历史时，又怎能轻易跳出个人的恩怨是非？

（选自《历史学家茶座》第12辑/王兆成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