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萧乾的逻辑，如果自己不听张光年的劝，不去《文艺报》，就不会被打成右派，所以，他认为自己后来一切的苦难应归咎于张光年，是张光年设置了圈套让他钻了进去的。这样理解太情绪化了，事实上，萧乾即使不去《文艺报》，不担任副主编，他在别的单位别的岗位，也同样有可能被打成右派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样的道理，萧乾应该懂的。

初到《文艺报》，萧乾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半步。但在翌年出席了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萧乾的精神风貌完全变了。

1957年3月，萧乾应邀去中南海参加一个党内大会。会上，领袖毛泽东鼓励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要党外人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萧乾听了毛泽东的发言，十分振奋。会后，萧乾扬眉吐气、意气风发，他开始积极主动、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中去。

1957年3月间，干接到一份通知，要他去参加一个党内的大会：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党外人士常出入中南海，那可是他破题儿第一遭参加如此重大的而且又是党内的会议。那天，他穿上陪外宾时定做的蓝呢制服，挺神气地去开会了。

回来之后，他兴奋极了，说是毛主席做了个报告，发动、鼓励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要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且保证绝不报复。（《生机无限》）

领袖的话给了萧乾一粒定心丸，一向谨慎的他变得大胆起来，决心以实际行动帮助党整风。那段时间萧乾异常忙碌。一方面，作为《文艺报》的常务副主编，第一次独立担负起领导工作，负责整风期间的《文艺报》的编辑事宜。他紧张地工作着。各种专栏文章、各种形式的讨论，《文艺报》一改过去的单调死板，以活泼多样、各抒己见的热闹，投入了全国性的整风运动。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党外作家，萧乾也写出了好几篇重要的鸣放文章。不仅如此，他还写信给老师沈从文，要沈也写文章帮助党整风，好在沈从文拒绝了，否则，也是在劫难逃。

自从参加那个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之后，他觉得如果完全不响应最高领导的号召，用具体行动帮助党整风，也许反倒是政治上不积极的表现。（《生机无限》）

出于对领袖的信任，出于想在政治上表现得积极一些的想法，萧乾才开始加入鸣放者的行列。平心而论，虽然萧乾进入《文艺报》是张光年苦劝的结果，但萧乾在大鸣大放期间不甘人后的表现却与张光年毫无关系。

萧乾认为，张光年要他担任《文艺报》常务副主编，是张光年从党内得知要发动“反右”斗争之后，想推卸责任让他来当替罪羊。萧乾夫人文洁若也持这种观点，并且，文洁若还从黄秋耘的回忆录《风雨年华》找到了证据，证明张光年很有可能是预先得到可靠情报，然后不仅抽身而出，并且成功地把萧乾作为替罪羊抛了出来。

多年来，我一直隐隐约约觉得包括“邻居”在内的一些人，是比干先得悉形势的逆转的。“文革”期间，我买到过一份小报，其中只说《文艺报》的负责人把干等人当成替罪羊，他自己和另外一些人，则成了“反右”急先锋。可惜那份小报我没保存下来。

及至读了黄秋耘送给干的一本回忆录《风雨年华》（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我才恍然大悟。（《生机无限》）

在《风雨年华》一书的第177页上，作者黄秋耘描述了1957年邵荃麟接到电话的情景：

我们正在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发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九点二十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第二天早上回到编辑部一问，才知道这一期的《文艺学习》早已签字付印了，正在装订中，大错铸成，无法挽回。要是我早两三天知道了“转”的消息，像《刺在哪里》那样的文章是绝对不会发表出来的。不过，我总算还来得及从《大公报》（当时还在北京出版）和《光明日报》抽出了几篇措辞尖锐的杂文，稍稍减轻了我的一点“罪行”……唉！倘若我早十天半月就知道了这个“转”的消息，该有多好啊！我可以挽救许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