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聪明，人皆有之。最可贵的却是事前的聪明。但，政治上的先见之明，往往不完全是得力于敏锐的观察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于准确的、及时的情报。比方那一个“转”字，哪怕我是个“小诸葛”，在5月18日晚上之前，也是无法想得出来的，只不过由于偶然听到的一个电话，才“顿悟”起来。

《风雨年华》第180页还有这么一段话：

这个“急刹车”的措施可能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直到5月中旬才决定下来。周扬那一级的高级干部（他当时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至早也到5月中旬稍晚一些时间才确知这一消息，我相信他知道以后，一天也没有耽搁就通知了邵荃麟。邵荃麟在当天（5月18日）晚上就暗示给我。

看了黄秋耘这番话，文洁若认为，那些得到内部消息的人，如张光年，不仅能及时抽身，而且扮演了“引蛇出洞”的人，而蒙在鼓里的人，如萧乾，则成了被“引”出来的蛇。

1957年5月18日是划分敌我友的关键历史时刻：本来都是同志同事，但是一部分人却预先得悉内情，开始扮演“引蛇出洞”的角色。“蛇”被引出“洞”后又成了“落水狗”，挨了二十二年的痛打。（《生机无限》）

对于文洁若的看法笔者不能同意。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毛泽东是在1957年5月18日作出“反右”决定的。一般的看法是，毛泽东是在1957年6月初才决定全面反击右派的。6月7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要他将《文汇报》上刊登的《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一文在北京报刊上转载。6月8日，毛泽东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对“反右”作出了具体部署。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的序幕由此拉开。

鼓励党外人士给党整风的是毛泽东；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的，还是毛泽东。他老人家内心世界到底在什么时候风云突变的，外人很难知晓。所以，在6月之前，一切有关风向要转的消息都是小道消息，周扬打电话给邵荃麟透露的消息恐怕也是某位高层领导对毛泽东内心世界的猜测而已。

萧乾那篇措辞尖锐、直言无忌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是直到6月1日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而力主发表此文的是邓拓。如果说周扬知道了内部消息，那么邓拓也应该知道。邓拓如果获悉了内幕消息，仍力主发表萧乾的文章恐怕就存心不良了。而萧乾夫妇都认为，邓拓根本不知情，他完全没有陷害萧乾的想法，他发表萧乾的文章是因为他相信那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

如果邓拓对所谓的内部消息一无所知，那么，张光年们有可能得到可靠的内部消息吗？笔者认为可能性不大。

另外，文洁若认为，《文艺报》其他几个主编因为得到了准确的情报，突然转向，扮演了“引蛇出洞”的人。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文艺报》的几个正副主编，包括张光年，都是极有可能被打成右派的，后来因为中央某个领导人出面保他们，才得以逃过一劫。《郭小川1957年日记》记载了这件事：

对艾青的严重错误，我实际上也是包庇的，没有支持和参与对他的斗争。在反右派的斗争中，我总希望斗争对象越少越好，只要别人不揭发，我就不提出来为斗争对象。如谢冰心、臧克家、韦君宜、黄秋耘，我都不主张划为右派分子。邓小平保护了《文艺报》的头子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我心里特别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