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奖，过奖，”他答道。但我认真地告诉他，由于文革的浩劫，我曾失学达十年之久，听到他重访母校之举的震动，不是当事人是不会理解那种五味杂陈的感受。他便答道，若是果真如此，那也就不枉电视台的一点功德了。话语里可以分辨出他对大陆的政治运动也颇为熟悉，只是隔岸观火，见到我是个大陆来的人，不便多加评点而已，这又可看出光直先生待人的细心体贴之处。

后来我们多次谈起共同的母校师大二附小。每次谈到往日的时光，我都可以看到他的眼睛里有许多回忆的神情，手帕胡同、西单、顺城街仿佛就在眼前。他说几十年之后第一次回小学，最想看到的就是校园里的那眼压水井。谈到门房的老李、外号“贾大姑娘”的贾老师，他都兴趣盎然。他又告诉我，师大二附小的前门原本不是开在手帕胡同，而是在东铁匠胡同。后来是因为日本人在那条胡同里有驻军，学校担心学生害怕，才把手帕胡同的后门改成前门的。他家在手帕胡同，所以这么一改，就在师大二附小的斜对门了。说起来，他得意的神色溢于言表。

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上的是哪一所中学，在北京时偶然听见有人说起过，似乎和我一样也是在北京四中。于是我就好奇地问他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他说不是。他的父亲张我军先生一生从事教育，也希望他继续子承父业，所以决定让他进和平门外的师大附中。不过说完这话，他立刻不服输地表示：四中其实也考上了，只是没有去。看到哈佛的教授至今仍自豪于少年时的风光，我也不禁笑了。他又说到当年如何步行沿着宣武门顺城街的城根儿，从西单到和平门外去上学，仍然还是那片童真，而且看得出来，他对北京古城那份无法割舍的相思。

爱屋及乌，光直先生对京腔京调也是情有独锺。

记得我刚从纽约来哈佛的那个晚上，因为尚未找到住处，就暂时借住在哈佛神学院的马兄处。当他得知接待我的教授是光直先生，而且还不是刚刚开始的交情，便大喜过望，连说大好。

我不明就里，忙问他喜从何来。马兄告我，说来实在惭愧，他前几日走到哈佛燕京门口碰到熟人，因为多日未见，便忘乎所以，高声笑骂起来，语中便不免夹带脏字粗口。正在说得兴起，发现路对面有位先生伫足朝他们这边观望，似乎十分入神。他也没有在意，和朋友临分手的时候，看到那人还朝他笑笑，他便十分纳罕，赶忙问朋友这是何人。朋友一看便说，你难道不知，此乃哈佛大学大名鼎鼎的张光直教授呀。

马兄听后便连连顿足，叹道如此一来便糟了。这个学期还要选光直先生的课，不想让他看到自己原来是个这么粗鄙之人，真是如何是好，不免连连生了几天闷气。马兄接着对我说，既然我与光直先生有这份交情，无论如何要成人之美，行个好事，务必把他前几日的那番丑态向光直先生解释清楚，免得误会。

后来我还确实找了个机会和光直先生讲了马兄的话。光直先生听了大笑，说他还真是一直记得那天在哈佛燕京门口有人用纯正京腔讲的粗话。那口京片子的调门，字正腔圆，真是地道。开始他只是在听京腔，到了后来，听到马兄的粗口都觉得痛快，而且事后一想起来在哈佛校园里的京腔骂人就想大笑。说完之后马上对我说，对你朋友讲，让他来听课，不要在意，说老实话，在这里我还找不到个机会听这京腔呢。我便再三谢了光直先生，至于后来马兄是否结识了光直先生，以及后事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光直先生的念旧也表现在他对故人的帮助上。

从我在文物出版社作编辑的朋友那里知道，光直先生一直对在大陆出版他的老师李济先生的考古文集孜孜以求。当时因为我有事经常要到文物出版社打交涉，每次去编辑部，就会发现光直先生关于此事又有来信和出版社商议或者安排。在那个年月，一位政权易手时迁居到台湾的学者得以在大陆刊行学术著作，除了文物出版社的眼光独到之外，不能不说是光直先生的出力之巨。

出版李济先生的著作是我间接看到的，而另外还有一桩事则是我直接牵涉到的。

记得那是八九年初，我的妻子在街上偶遇她的大学同窗，顾颉刚先生的女公子。闲谈之际，顾家女公子便讲到正在为先父几百万字读书笔记的出版而烦恼。当时正是人欲横流的滥觞期，已经没有多少人要注意学术，或者至少说，不能卖钱的学术。尽管碍于顾老先生的名气出版社无法推托，但不好正面言商的同时，也就要求顾家包销其中一大部分，其结果便有惟恐躲避不及的意思。顾氏姐妹已花费大量时间整理注释，如不能出版只恐前功尽弃。我的妻子也只得好言相劝。

妻子回家之后便有如今世道人心不古的感叹。过后不久，恰好光直先生又来北京访问。此时正是我第一次申请洛氏基金不果的时候，感到有负光直先生的帮忙。我不知此事他是否愿意伸以援手，但还是冒昧地给他旅馆打去电话，向他探询在海外出版著作的可能性。他大致听说以后，知道是顾老先生的文集，马上就嘱我将文稿目录提纲准备好，交他带走。因为当时也是一个政治敏感期，他认为我也不便到旅馆找他，于是我们就约定，第二天我去参加他在考古所的讲演，会后散场走到讲台旁，顺手将材料交他手中。因为我过去曾在考古所工作，又是个中人，不大会引起麻烦。我认为他的安排极为周到，便一口答应照办，立刻嘱咐顾家准备好目录提要。

光直先生带走文目之后不久，就听顾家女公子告诉我们，因为是光直先生的面子，后又有钱穆先生的推荐（钱先生当年是颉刚先生一手提拔的先进，于是便有知遇之恩），又加顾先生如雷贯耳的大名，台湾联经出版社几乎立刻同意出版。据说，为了稿件安全而不丢失，顾先生的文稿是分几次带出去的，其间的波折与甘苦也是后来我的妻子与顾家女公子通讯的话题。

不久，顾颉刚先生的著作终于在台湾出版，顾家也就了却了一桩最大的心愿。后来顾家女公子来信给我们，大家都为这桩事感谢光直先生。其实光直先生与顾家并非有旧，但得帮忙处一定帮忙，这是光直先生的一贯作风。走笔至此，今晨与北京的顾家女公子打电话核实当年的细节，得知颉刚先生的学术日记也将不日出版，不禁欣然、慨然。

其后和光直先生的交往并不长。我到哈佛之后不久，发现了胆结石。其实多年前我在欧洲的时候就常觉腹部不适，回国后在北京多次求医，但都当作肝炎来治，自然也就久治不愈。这次发现结石已将胆管堵死，胆汁只好通过汗腺排出，全身奇痒难搔，医生说需要立刻施行手术。光直先生听说之后，连忙跑到学校了解，知道我住院的地方是哈佛医学院的实习医院，手艺应该靠得住，嘱我放心治疗。手术的当天，他还赶到医院陪我妻子，安慰她说，您先生从此没有胆囊，五脏不全，连胆汁也没有了，从今往后一切要小心留意，好自为之，神情还颇有些担心。我妻子说，胆汁是从肝脏里来的，胆只管贮存胆汁，听大夫说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光直先生听了先还是一楞，然后自言自语道，哦，原来如此，我怎么不知道胆汁是从肝里来的。直到今天，妻子仍然感念在当年孤立无援的境地时，光直先生对我们体贴的关照，也仍然记得光直先生关于肝胆的见解，觉得十分有趣。谈到光直先生时还总是说，原来大牌教授也有所不知呢。

术后，他又几次和他的学生到病房来看我。后来我便转到纽约上州疗养，离开了剑桥。再几个星期之后，我便云游四方，到西海岸和芝加哥等地，从此我和光直先生只是电话来往，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

最后一次见到光直先生已是过了差不多一年，我又从德国返回美国之后不久。

仍然还是在哈佛人类学系的红楼。我告诉光直先生，我有一个也是师大二附小的同学，现在缅因大学教书，他邀我到那里去试试运气。我自忖目前的局面也只有这条路可走。我当然知道光直先生是不主张我的下一步棋，但还是硬着头皮对他说了。他也没有说什么，但神情不免有些黯然。一席长谈之后，我便告辞出来。他坚持送我下楼，在门口握别。从此，在美国这个非常现实的社会中，我便渐渐离开了学界。

离开了光直先生，并不等于说不再关心光直先生身边发生的事。从报纸上，从过去同道们的口中，不时还是听说光直先生的近况。他到台湾去了，他的帕金森症加重了，他头部动手术了，他回波士顿了，他搬到公寓住了，他坐轮椅了，直至他去世了。每次听到他的消息，我都涌上要去看望他的念头，但又在想，原本辜负了他当初荐举我的一番美意，有何颜目去面对故人呢，还是不见为好，否则又是惹他烦恼。另外又想，或是应该等他身体更好转一些，或是等我的境遇更改善一些，总之是一些毫不实际的托词和借口，时间就在我的这种自欺欺人的愿望夹缝中流走，直到友人通知我光直先生故去的那一刻。

当晚，我不禁翻开光直先生送给我他的那本《中国青铜时代》，里面有他渴望到豫东一带作考古发掘，寻找早商文化的期望，由于种种原因，毕生没有完全实现。我又翻开他九十年代在台湾怀念少年时光的《番薯人的故事》，除了那些我们曾不止一次笑谈过的少年生活细节之外，还有他青年时代在台湾的种种经验与遭遇。那是我所根本不熟悉的，而且没有想到，沉稳平和的光直先生当年还是个激烈的人。而书中所附的那些京城旧日的照片和对斯城、斯巷、斯校、斯人的记述，尽管我们彼此的时代前后相去二十年，但掩卷沉吟，仍然不免让我感触良多。

一个书生本色的光直先生，一个童心泱泱的少年，一个壮怀激烈的青年，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永远地走了。

光直先生的学术成就，我想毋需我来赘言，自有今日仍在行里的人物来评说。眼下我只是想写出当年与光直先生私人交往的点点滴滴，想到他为人的朴直与真诚，在今日的学界已不多见，故而怅然。

故人西去，而哈佛校园里圣街两旁的燕京学社与人类学系红楼依然如故，当年的往事历历在目，恍如昨日，留给我的是无边的思念。

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波士顿市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