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左”得不得了，有些事情他们做到了极其荒谬的地步，窥一斑可知全豹，从一些小事可以了解他们的嘴脸。我曾亲身经历的一次卖糠，使我更深刻地了解了那个年代，那种极左思潮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想来，这也不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

那时没有农贸市场，农民也没有更多的农副产品需要出售，自家种植的吃不了的大路菜可以拿到一个被指定的地点去卖，名曰“自由市场”，其实在那个“宁要社会主义草，也不要资本主义苗”的年代，哪会有什么自由？我本人就曾体验过“自由市场”不自由的经历。

1969年，革命委员会布告规定：“严禁粮油及其制品上市，打击投机倒把、倒买倒卖……”虽然准许自家种植的蔬菜及农民自己生产的土副产品……进入自由市场。但是这种传统的自由交易，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进行批判。那时候，有个人人皆知的口号叫“割资本主义尾巴”，大体上是：凡是在“一大二公”之外，只要搞一点其它的副业，或者做点与买卖搭边的事，都叫“资本主义尾巴”，一律要加以割除。

那年秋，当知青的我分到了一年的口粮：三百来斤的大米，一百多斤的玉米，还有杂七杂八的黄豆、小豆、粉条、豆油和稻糠……大米是细粮，城里人每月每人才供应三斤，这一次我就分到了三百斤，打心眼里那个乐啊，甭提了！只是那七十多斤稻糠没处“消化”。家里没养猪、鸡，又舍不得送给别人，最好的办法是卖掉换点钱。尽管值不了几个钱，但毕竟累死累活干上一天，也挣不上一元钱，那七十斤糠，咋也值个四五天的工钱啊！

我知道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的物资，不准个人自由交易。可这稻糠不是粮食，再者我又不是倒买倒卖、投机倒把，是队里分给我的农副产品，卖点糠该不会有错吧？我在给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也在为自己卖糠壮胆。

那天，我起了个大早，骑自行车驮着一麻袋稻糠去城里赶集。东西不重，只是那鼓鼓胀胀的大麻袋，时常将自行车晃得离了歪斜不走正道，车把拐来别去的弄得胳膊又酸又疼，三十多里路竟累得我浑身是汗。

进了集市，再也不愿多走几步，就近找一处不挤不乱的僻静地儿，卸下麻袋，打开袋口，傻呼呼地站在一边守候买主。不多会，经一路奔波浸透汗水的内衣便湿漉漉冰、冷冷地贴在了身上，那滋味让人不好受。我萎缩着身子呆在麻袋旁，渴望着有人问价，然而竟没人看上一眼。

眼见太阳升起老高，市场的人也多了起来，这时，我见到几个衣袖上戴着胳膊箍的人正从市场里面朝我这边走来。临近时，我发现在其边走边喝斥的身后，尾随着几个拎着米袋子的人。这不由得使我提心吊胆起来，别把我也当个“投机倒把”分子，不如趁早溜之大吉。但又舍不得这袋稻糠。索性挺直腰板，一脸满不在乎的神色。果不其然，一个戴胳膊箍的人冲我嚷道：“你！这咋回事！”他指着我脚前的那袋糠。

“这是稻糠……队里分的……”

“稻糠也不行！把东西拎着跟我们走！”根本没等我解释，他那声调好似吼，语气更似命令，表情分明是逮住了“投机倒把分子”。容不得我分辩，更不许讨价还价，充满着那个时代独有的“威慑力”。看着他们那几双凶悍得让人发惨的眼睛，我本想分辩的话刚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好拎着糠袋子跟他们走。

我和几名“粮贩子”被人推搡着进了市场管理所。这是位于市场外围的一排平房，房舍很破旧，临街的门也七扭八歪地敞开着……粮袋和稻糠麻袋都被堆放在外屋，人则被“归拢”到里屋审问，审问是逐人进行，重点当然是哪几个卖粮的。那年月，私下卖粮可犯大忌，那叫违反国家统购统销政策，轻者粮食没收，如果是倒买倒卖，还要被扣上“投机倒把”分子的罪名，说不定要给什么处罚。

好在我心里有底，这七十斤稻糠是队里分给我的，不是“投机倒把”。再者，这稻糠也绝非大米，怕也不够“上纲上线”的标准，我暗自在心里核计对策。“审问”进行得并不顺利，老半天谁也不承认“投机倒把”。一个50多岁农民模样的卖粮者哭咧咧地哀求道：“同志，你就饶了我吧！这是队上分给我家的口粮，孩子有病要用钱，我才……行行好吧！”

“你少给我来这套！别装！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胳膊箍”狠叨叨地说。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的应当剥去！”旁边的另一个“胳膊箍”在用毛主席语录批判卖粮人。

不过也有一位农妇在与他据理力争，意思无非想说明粮食是自家产的，换点钱买点必要的生活品，不是倒买倒卖，更不是投机倒把！她因为理直气壮，嗓门自然越来越高，更惹怒了“胳膊箍”。

“咋地？你还不老实？你这叫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得割掉！我这是从邪路上往回拉你们，你还胡搅蛮缠……再不老实，就给你送进去！……”

我哪有心情听他们这些说教，只是想脱身的主意。我看准他们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审“粮贩子”上，便假装上厕所。途经外屋，一看没人，也不知哪来的那股劲，抓起那袋稻糠撒丫子便跑，很快就跨过横道融入拥挤的人群中。脱离了“胳膊箍”的视线，我松了口气，并暗自庆幸自己。只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再也不敢到“自由市场”去买卖东西，生怕被“胳膊箍”们认出来，再重新逮去。

2022-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