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从《青年》《微火》这种杂志究竟可以学到什么？”当安德烈耶娃走进厨房，她沉默的丈夫这样问大卫·雷姆尼克，“不就是说斯大林是个偏执狂、性变态、好色之徒、酒鬼和罪犯吗？他们甚至把他和毛泽东相提并论，好像这个人一点贡献都没有似的。”
有些偏激的人可能会说，安德烈耶娃和她的丈夫不是蠢就是坏，但我想也可能有第三种情形：他们得了某种病，一种对新事物、新形势的接受无能。而之所以接受无能，无非是因为以前强加给他们的东西过于强大。在苏联末期，像安德烈耶娃这样的人为数极多，他们抗拒新思潮，也反对变化，但变革始终要来。“民心向背”是一句大而无当的话，但苏联的结局可以证明：一个社会的变革，并不取决于有多少人反对变革，而是取决于有多少人期待变革、欢迎变革。
四、破烂展览会
从1922年苏联建立以来，苏共高层一直过着奢华甚至放荡的生活，他们有豪华的别墅，有特供食品，当然也有触目惊心的腐败，而且越到后期，腐败就越严重。而与此同时，苏联民众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多次发生饥荒，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32－1933年的大饥荒。因为荒唐而邪恶的集体农庄制，以及对农民的过分盘剥，苏联至少有700万人饿死。在素有“欧洲面包篮”之称的乌克兰，至少有300万人死于这场饥荒。
到1989年，苏联民众的悲惨生活已经为世界所知。《共青团真理报》在那一年发表了一篇报道，说在1917年之前，俄罗斯的人均消费水平排全球第七，而在苏共执政67年之后，已经降到了全球第七十七，“在罗马尼亚之前，南非之后。”
在北方的沃尔库塔，因为没有足够的肥皂，矿工们没法洗净脸上的煤灰；在白俄罗斯，村民在垃圾堆里翻找金属碎片，卖了钱才能买得起鞋子；在西伯利亚的秋明油田，矿工们住在破烂的小屋或简陋的拖车里，即使在零下四十度的寒冬。据某些官员估计，当时苏联全国大约有150万－300万流浪汉，光乌兹别克就有超过100万人失业。婴儿死亡率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高出2.5倍……
大约就是在那一年，在莫斯科电视塔附近的“经济成就展览馆”，几位策展人决定举办一场独特的展览。这个展馆本来是苏联政府自我炫耀和吹嘘的地方，常年展示他们在科技、航天等领域的重要成就，以及那些红脸膛、肌肉发达的工人农民。但到了末期，这样的吹嘘和炫耀越来越让人厌烦，真相于是就出现了。
这是空前绝后的展览，所有的展品都来自附近的商店，包括烂莴苣、破鞋、破锅、生锈的茶炊（俄罗斯的民族茶具）、袖子不一样长的上衣、丑得吓人的珠宝，以及一瓶泡着死老鼠的矿泉水。一位运输工人这样告诉大卫·雷姆尼克：“这些还不算糟，我见过更差的。有些商店连这些烂货都没有。”
苏联解体之后，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个政权如此强大，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在它行将失败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维护它？我想1989年的那场破烂展览会已经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一个政权只能制造这样的破烂，为什么要维护它？如果一个政权可以罔顾民生到如此程度，它的失败又有什么可惋惜的？难道它不该失败吗？
五、亚历山大·曼的葬礼
亚历山大·曼是一位东正教神父，在苏联的最后几年，他的勇气和虔诚同样为人称道，有人甚至称他为宗教界的萨哈罗夫。他坚持不与苏共合作，对克格勃们也没什么好脸色，多年来一直受到苏联政府的骚扰和迫害，被抄家，被传唤、被审问，时常收到死亡邮件，不知道有没有被请去喝茶，但我猜他肯定不会喜欢。生活在骚扰和迫害之下的亚历山大·曼不为所动，依然坚持教授《圣经》，在各个教会中公开地演讲，有时甚至会出现在电视上。
我确信亚历山大·曼受到过天主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影响。1979年，保罗二世在华沙老城的胜利广场对40万人发表演讲，告诉他们“不要恐惧”，而且坚信“领导波兰明天的将是耶稣”。这次访问对瓦文萨有着莫大的影响，2013年我曾经当面问他：“是什么给了你力量，让你甘愿冒着那么大的风险，一次次坚持抗争？”瓦文萨回答：“最大的支持者就是教皇。在他来华沙之前，我奋斗了十年，只发展了一百个同志；而在他来华沙带领我们祈祷之后，我只用一年时间就发展了一百万个同志。”
亚历山大·曼一定知道这段史实，他似乎也有志愿像保罗二世一样，做一个社会变革时期的精神领袖，从勃烈日涅夫末期到戈尔巴乔夫时代，他的身边始终围绕着一群知识精英，在后来的意识形态之争中，这群知识精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0年的9月9日，55岁的亚历山大·曼走过一条树林中的小路，一个暴徒拿着斧子蹿了出来，一斧砍中了神父的后脑勺。重伤流血的神父又坚持着走了300米，拒绝了路人的帮助，最后死在自己的家门前。没人知道凶手是谁，但从那时到现在，许多人都相信这是克格勃干的，记者亚历山大·敏金在他的报道中这样写道：苏联政府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警告我们：“你们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
葬礼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其中有平民、宗教领袖，当然也少不了他的知识精英信徒，人们献上白花，流着泪悼念他平生的英勇和虔诚，说了许多赞美的话，但几乎没有人主张追查凶手。
在亚历山大·敏金看来，这场葬礼证明了苏联人的软弱，他在报道中提到了1984年波兰的那起神父被杀案，“那次事件让波兰人民奋起抗争”，而面对几乎同样的事件，苏联人的表现要差得多，“我们站在一起，却在讨论别的事情。……我们比不上我们的东欧兄弟……我们不仅没有奋起反抗，甚至不会因此而感觉愤怒……”
这段话十分悲观，而且有着强烈的自怨自艾意味，似乎在说“我们这个民族不行啊，我们没有血性啊”。但自事后观之，这一声哀叹并无必要。敏金的文章大约发表于1990年的9月16日，不出一年，他就会看到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走上街头，面对坦克和机枪，坦然地、毫不畏惧地发出他们的声音：“不要向自己的人民开枪！回去抵抗你们的长官！”
六、维尔纽斯的血
在1991年最后的几个月，苏共和苏军并不像人们想像得那么软弱，事实上，它们极为强悍，不惮于扣动扳机，也不介意踏着平民的鲜血“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戈尔巴乔夫也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个温和开明的民主主义者，和他的前任和同行们一样，他似乎没有明确的价值观，总在意识形态的跳板上跳来跳去，他说过一些开明的话，但很快又否定了这些话，也不断地试图维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的党找到一点合法性。直到1986年2月，他还对媒体发表这样的见解：斯大林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敌人编造的概念，也是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严重污蔑。同年6月，他还对苏联作家们发表指示：如果我们清理过去，就所失去这个国家所有的能量，我们必须向前……把国家的能量带往进步的方向。
当时还没有“正能量”一词，但戈氏的这些话，几乎就是正能量的最好诠释。
1991年1月13日，苏联克格勃特种部队——其中包括几十架坦克——开向立陶宛维尔纽斯的电视大楼，向聚集在那里的示威人群猛烈开火，至少造成14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许多人都遭受过枪击、殴打，甚至是坦克碾压。这就是著名的“维尔纽斯惨案”。这起惨案不公在苏联国内，也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极大愤慨，奇怪的是，没有一位苏共高层愿意站出来对此事负责，戈尔巴乔夫说自己没有下令，国防部长说自己没有下令，内政部长也说自己没有下令，听上去感觉是军队集体走火了。
这并不是唯一的惨案。到1991年，苏联到处都在发动游行和示威，人们控诉苏共与克格勃的罪行，也发出要求民主与自由的呼声。大卫·雷姆尼克曾经见过这样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们！苏共强硬派对这些反抗越来越缺乏耐心，越来越频繁地动用机枪、坦克和毒气瓦斯，在格鲁吉亚的底比利斯，在阿塞拜疆的巴库，民众的游行示威全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3月27日，在莫斯科，为了阻挡和镇压民众示威，内务部派出了超过五万名警察，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发出了极为严厉的警告，莫斯科的克格勃头子更是发誓“将不惜使用任何手段”。
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再过144天，就是著名的八一九政变，为了挽救这个政权，或者说，为了保住他们的官位和特权，苏共的强硬派使出了最后的手段，他们绑架了戈尔巴乔夫，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也把军队和坦克派到了广场上，但这一切，连垂死挣扎都算不上，他们所留下的“不惜血战”的身影，最后只是一场笑话，他们什么都没有保住，只是加速了这个政权的溃败，还有他们自己的耻辱。
关于苏联的失败，至今依然是一个谜，没人能够说清这大楼是如何倒塌的，但我相信，它一定与上面所列事实有关，这些事实未必是决定性的，但就像墙上的裂缝，当它们日日加深，再高的楼也终将变成瓦砾一堆。
那栋楼并不值得怀念，值得怀念的是那些曾在危楼之下生活过的人们，就像这本书中引用的，那位古拉格的囚犯给他的爱人所写的信：在我们还有力气和希望的时候，请让我们保存希望。生命中最恐怖的事情不是死，而是完全绝望。这是最可怕的自杀方式：在你还有力气的时候就划掉所有可能，并且放弃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