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八日，谢家福到达青州。李金镛比他来的更早，还设立了抚教局，只是经费告罄，工作施展不开。见后援到来，有人提议多开粥厂，以救济更多的灾民。谢家福却迟疑了，“弃孩不收，必入教堂”。中国人信外国教，乃是耻辱，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夺婴孩一事上。至于嗷嗷待哺的灾民，只能把他们摆在后面。

当时，收养婴孩主要包括三方势力：青州官绅、江南士绅和李提摩太。谢家福本想将婴孩运往江南，但想到李提摩太可能效仿此举，便断了这个念头。青州知府富文甫也不同意：“小孩运南，事则甚好，但兄弟脸上太下不去，须请大哥在此地想一法儿，总要长养在青州才好。”

七月二日，李提摩太给谢家福来信，希望三方合作，共同收养婴孩。江南士绅出钱，地方官提供政治担保，传教士负责教育。这对于一心与西人对抗的谢家福而言，简直是莫大的侮辱。他咬碎牙抑下怒气，以颇为礼貌的方式回应：合作断无可能，但可以接收李氏的婴孩。

事实上，李提摩太赈灾的钱花得七七八八了，英国浸礼会又不愿意长期出资供养小孩，只能为孤儿院另找金主，却没想到中国人早已将他视为敌人。李提摩太还找过官府，“我请他们参观我的孤儿院，建议说，如果政府提供土地和房屋，并且承担一半的费用，我可以负责筹建几所类似北京、上海、福州的学校……但我的听众们并没有做好接受这种思想的准备”。

谢家福“争夺”婴孩之余，也想为赈灾尽一份力。

光绪三年六月下旬，大规模发放赈灾款的行动基本结束，谢家福提出赎田案，触动了青州绅商最为敏感的神经。每当灾荒发生之时，富人往往趁火打劫，以低价购得穷人土地。谢家福希望将青州光绪二年和三年期间的所有土地买卖作废，只有这样，灾民才能继续生活，否则无地耕种，仍要面临生存危机。

要逼青州绅商放弃早已收入囊中的财物，其难度不亚于登天。谢家福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于是上禀李鸿章，希望得到大人物的支持。为此，他故作清高声称，江南可以出资，帮灾民赎田。其实，江南所剩的赈灾款寥寥无几，仅能充门面罢了。最后，在上面的压力下，青州通过了赎田案。

十月，谢家福带着一身疲惫，在众人的相送之下离开了山东。这一仗，中国还是嬴了。江南士绅救济了26万灾民，捐款15万两，还从西人手中拯救了无数孩童。可是，他们不能永远留在这里。灾民能否从赎田案中受益，不得而知。

同月，李提摩太也离开了。他被邀请到山西赈灾，这里的孤儿院潦草经营了几年，随后就解散了。

返苏后的第二天，谢家福便投入到河南赈灾的行动中。

这一次，他没有深入前线，而是坐镇后方。李金镛本想去山西，但谢家福认为：“山右赈务大都官办，阁下去后，不如山左之一无牵制。”山西官赈虽然艰难，但毕竟官员得力，河南不受重视，更需要江南援助。

谢家福全力投入河南赈灾行动的策划和组织。一方面，他促使镇江、泰州、扬州等地同人将注意力转移到河南。另一方面，他创作了著名的《河南奇荒铁泪图》，以图画宣传灾情，勾起了人们的怜悯。在谢的统筹下，一支支队伍进入河南，声势远大于山东义赈。据他统计，此次到河南助赈的江南同人有110人之多，筹款多达45万两。

河南义赈接近尾声之时，“丁戊奇荒”最肆虐的时期也过去了。不过，江南同人并没有停止脚步，他们继续前往直隶、山西等地，甚至在山西又与李提摩太有一番“交锋”。到光绪六年（1880）年末，最后一批江南士绅从直隶返程，轰轰烈烈的义赈终于结束了。

谢家福等人的表现得到了一位大人物——李鸿章的赏识。

当时，洋务事业陷入困局。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经费骤减，轮船招商局苦苦支撑，购买铁甲舰遥遥无期。关键原因在于丁戊奇荒爆发——荒政为西北战事让路，海防经费就得为荒政输血。李鸿章左支右绌，洋务经费损失了70万两。

恰在此时，江南士绅为赈灾而与李鸿章有了接触。如前所述，谢家福在山东时就与李鸿章搭上线，并借其影响力通过了赎田案。李鸿章则很佩服江南士绅的筹款能力：1877年到1880年，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和荆门矿务局所招到的股金分别是10.01万两、30万两和5万两，总共不过45万两；而义赈在同一时期为山东、河南、山西和直隶四省筹集的赈款便超过了100万两。

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上奏称谢家福等人“才识闳通，心精力果”，为江南士绅请功。随后，谢家福与江南同人顺理成章地走上洋务救国之路。

▲李鸿章。图源：网络

李金镛去办矿务，谢家福去了电报局。在盛宣怀、郑观应、谢家福等人的主持下，电报局在投入运营的1882年即收入6万多两，1886年收入达41万两，1895年收入高达115万两，无愧为洋务企业中经营最好的一家。

洋务事业蒸蒸日上，却不能缓解谢家福心中的担忧。他建议中国要学会自造电线材料，毕竟大权不能操之国外。可是李鸿章并不批经费。他无奈感叹：“吾华欲望振兴富强，如涉大海茫无涯际，此后之杞忧未艾也。”

等到甲午战败后，本就病重的谢家福愈发虚弱，他向医生坦露心迹：“吾自东事起，穷思振衰救亡之方，念非育材不济，然将何以济急？”振衰救亡只能依靠下一代人了！孩子，孩子，关键还是孩子！

另一边，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丁戊奇荒后发现了新的使命。他不仅要拯救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们的灵魂，而且还要拯救他们的身体，解放他们的思想。与谢家福类似，他凭借慈善家的名声走上了政途。在华多年，他与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成为中国改革之士、变法之士的思想顾问。

在某一时刻，谢家福的家国大义与李提摩太的精神救赎再度产生了交集。

甲午年（1894）冬，广东人康有为写了一篇不到千字的短文，名为《书余莲珊〈尊小学斋集〉后》，探讨福报与慈善的问题。这一年，《新学伪经考》被查禁，《孔子改制考》正在构思中，他竟然还有余暇写下一篇“无用”的文章。

开篇第一段话，康有为赞扬了江南的著名慈善人士，其中赫然有谢家福之名。文末则谈到义赈故事：“今直省水旱饥灾，岁有月出，余君（余莲珊，即余治，谢家福之师）弟子匍匐争号，拯其死亡，救天下之人争归之。”很明显，这是一篇迎合江南士绅之作。

没过多久，这篇文章便来到了谢家福的书桌前。

谢家福并不欣赏康有为，称：“某君福未深知，吴越士大夫，皆以狂士目之。”可其义兄沈善登批评他，“论学问，谢（家福）为康门生尚不配，并未相识，何得轻议”。谢家福立马换了一种态度：“弟亦读过《伪经考》《学记》，未尝不深佩其博学强毅，并世杰出人才，必非池中之物。”

康有为借此在江南社会打开了局面。正是有了江南士绅的呼应，几度进京碰壁的康有为终于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有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在维新派大显神威那段时间，李提摩太看了康有为的变法计划，给妻子写信说：“几乎我以前所做的种种建议，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

历史处处都是伏笔，当年赈灾的两个对手，此刻均虚化为大历史中模糊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