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士绅的壮举，历时四年有余，总共募集并散放赈银100多万两，遍及山东、河南、山西、直隶四省，救济灾民总数超过百万。

▲李金镛。图源：网络

如今回看这段历史，谢家福们的善心背后，有儒学的回响，有发自内心的怜悯，有强烈的地方优越感，但唯独缺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意识。尽管有人提出了“我等同处宇内，有分地无分民”的口号，但这样的想法要在很多年后才成为主流。

当时，江南社会对于华北地区的遭灾不无幸灾乐祸。许多人认为，晋人平日重钱财，舍本逐末，大家忙着开钱庄，放印子钱，种植罂粟，贻害世人。直隶靠近皇都，作奸犯科者多。陕西民气强悍，抢劫者多。河南本来多务农之人，近年来也学坏了，不事五谷。北人皆如此，所以天降巨灾，困苦至此。

更有甚者，拿生活习惯做文章。一位自称“吴中人”的作者在《申报》上发文称，他曾游历华北，见北人吃饭，碗中必有剩余，吃完用凉水漱口吐出米饭，实在浪费。而且，北人不珍惜字纸，用其裹物糊窗、揩台擦桌，怪不得遭到天谴。

也有人扬北抑南。《申报》曾发表某人的《易俗论》，指责南人“贪而无耻”，必须学习北人的“俭而知守”。几天之后，该作者又写了一篇《论弭灾宜上下交儆》，文章大意为：我辈生于南方，衣锦食肉，住好房，乘好车，儿女团圆，哪怕是下等人也吃白米饭、穿厚棉袄，难道是上天独厚南人？若吾辈安于享乐，怎知未来不会落得北人下场？——表面是在指责南人，背后仍是浓烈的江南本位意识。

既然“南人优越，北人活该”的观念如此盛行，那么，谢家福们又是如何募集到善款的呢？

答案就两字：福报。

谢家福在为河南筹捐的公启中写道：“呜呼！天之厚我江浙者至矣，天之警我江浙者亦甚。”丁戊奇荒就像是老天爷拿着戒尺教学生，山东人犯错，拍一下掌心，河南人犯错，又拍一下，山西人犯错，再拍一下。如此，江南百姓不敢不用功，不敢不保持警醒。

救人之荒必可免己之荒，捐钱给灾民，积德行善，上天难道不会再降福报吗？大部分人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慷慨解囊。最令人称奇的是，南通州的一个乞丐在得知“山西奇荒情形甚惨”的情况后，居然也感到自己“幸生南方，较之山西被难人，几有天壤之隔”，便将积蓄的800文捐给善堂。

果然，“上天”出手了。江南自从办义赈以来，风调雨顺，虽偶有偏灾，也能得到中等年成。这番景象在士绅的鼓吹和报纸的夸大之下成为上天厚待江南最确凿的证据。

▲《豫饥铁泪图》之“善士解囊诸神赐福”。图源：网络

光绪三年（1877），谢家福北上青州，行至掖县的朱榴镇歇息时，仅有摊饼可吃，他突然想起了家乡。在苏州，摊饼“于北寺及阊门吊桥见之，皆乞丐买食”，十分常见，如今吃来却有别样的风味，于是他感慨道：“不意山东来发赈，竟似苏州去讨饭。”

越是北上，离江南越近。这不正是义赈的意义吗？

江南士绅不是唯一的行动者。

光绪元年（1875），一位名叫李提摩太的传教士在漫天飞雪中抵达青州。他出身贫寒，却怀揣着救世的热情，远赴重洋落脚华北，劝说中国人皈依上帝。历史给了他一个机会，次年春，山东大旱，青州的官民纷纷祈神求雨。李提摩太在城门张贴布告，宣称求雨“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偶像崇拜，皈依上帝，向它祈祷并遵循它的法则和生活方式”。

无论以何种价值判断，都无法否认李提摩太的同情心、勇气与坚持。由于人手太少，李提摩太只能选择发钱，而非发粮。有时因携款太少，不够分，他会遭受饥民的殴打。不过，饿殍千里的景象始终提醒着他：未来的美好世界都归之于上帝，遑论中国？身在此地，又岂能袖手旁观？

赈灾需要赈款，为此，李提摩太奔走呼吁，多方筹措。

光绪二年（1876）夏，他将山东灾情告知上海的一些西方人士，号召他们伸出援手。年末，他又给英国浸礼会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件，希望可以得到该会和英国的帮助。信中，他用激动的口吻说道：“这不是骗取慈善的借口，这是在救命。当我写下这封信的时候，成百上千的人正面临死亡，而在此之前，已经有更多的人离世……现在，冰封的大地什么都没有，只有可怕的死亡。”

李提摩太的努力收到了效果。光绪三年（1877）初，一些通商口岸的西人成立了赈灾委员会，加入救济行动。后来，李提摩太撰写了一份山东赈灾报告：到五月份为止，共收到13850两白银，救助青州府四县内的两万余人。

▲李提摩太。图源：网络

光绪三年二月，谢家福从苏北返回江南，得知西方赈济山东的消息，立即产生了愤怒的情绪。他不信任外国人，害怕基督教趁机盗取人心，于是致信李金镛：“西人之赈给东齐也，阳居救灾恤邻之名，阴售收拾人心之术。窃恐民心外属，异教横恣，为中国之大患。”

随着西方赈灾行动在媒体发酵，这样的情绪广泛蔓延于中国内部。官员监视外国人，阻止他们进入灾区；灾民听信洋人盗取童男童女心肝的谣言，宁愿饿死，也不接受救济。

三月，谢家福的焦虑又多了几分，他再度给李金镛写信：“东省灾后，子女流离者不可计数，为他族收养者，闻有数百名之多。窃恐人心外属，异说横行，为邹鲁之大患……”小孩子智识未开，一旦被蛊惑，后果不堪设想。要破除西人之阴谋，必须跟踪他们，与之展开竞争，争取婴童。

四月，有士绅向谢家福提议：“欲集二三千金，专往彼处收婴。……此事如阁下可以出手，必可集事。”还有人说：“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

谢家福奔走呼吁，但经费迟迟筹不上来，不由得发出悲叹：“越说得要紧，越无人肯捐，一人不捐，便无人肯为先施，事未成而先捐，必无人肯捐。”即便如此，他心中的大火依然熊熊燃烧着：“生平灭夷之志，刻不能忘，势力所拘，未能灭此朝食，今得隐相摄制之机，而交臂失之，则身存实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谢氏不必有此子也。”拯救苍生只是小善，与西方抗争才是大义。最严重时，他甚至想过抵押自家土地，促成此行。

五月，捐款暴增，终于可以行动了。初九那天，谢家福启程前往山东，身上带着捐银八百两、洋一百元，各种速效药若干，《神童诗》和《千家诗》各一百本。后续的资金则依靠苏州赈局继续筹款并汇往青州。途经上海，他主动拜访一位传教士，以探虚实，还请其给李提摩太写信，以便将来“我等与之熟商，领出小孩，归我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