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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David Bowfish《革命家的生活宝物》：史明的青春，以及我们不可以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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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年前，美国诗人亨利．华兹华斯（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早已说得简单明白：“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of mankind”（音乐是全人类的共通语言）。

回顾台湾近代民主政治发展史上，每每不乏热爱音乐艺术、进而为此付诸行动的公众人物，举凡1920年代日治时期曾经写下〈台湾自治歌〉、〈咱台湾〉等代表歌曲的政治运动家蔡培火，乃至党外时期冲撞威权和禁忌的80年代高唱〈新牵亡歌〉嘲讽国民党万年国会的街头唱将─民谣立委邱垂贞。除此之外，最令我印象深刻、同时也深感敬佩的还有两位出生于日本大正时代的“欧吉桑”（おじさん），其中一位乃是任内带领台湾从威权体制成功转型为民主国家、被外媒誉为“民主先生”的已故前总统李登辉（1923〜2020），另一位则是毕生反抗殖民统治、为了追求“台湾人民当家作主”而坚持于体制外持续推动“台湾独立运动”的革命先行者史明（1918〜2019）。

众所皆知，李登辉一生热爱读书，对于音乐、美术领域亦颇有研究，不仅本身会演奏小提琴，早年担任台北市长期间还曾经翻译过古诺歌剧《浮士德》剧本，后来更陆续首创“台北市音乐季”、“介寿馆音乐会”（仿效美国的白宫音乐会），邀请优秀的台湾本土音乐家演出，音乐会还有电视转播。李登辉以身作则，屡屡透过台北市长或是总统任内的政治资源及影响力来推广艺文，让台湾的古典音乐环境大步跃升，也愿意给予艺文界长期支持。

回顾90年代初期，在李登辉主政下推进台湾民主化之后，流亡日本长达四十年（1952〜1993）、人生大半岁月几乎都奉献给“台独”革命事业的史明，在他七十五岁这年（1993）以“最后一个海外黑名单”身份偷渡回到台湾，解除了政治犯身份，往后近三十年的岁月依然以年迈之躯砸下毕生积蓄建立地下电台、并且购买电信报废的车辆改装成“独台会”（独立台湾会）宣传车队，利用周末假日全台走透透，四处奔走宣讲台独理念和台湾民族主义、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1995年，七十七岁的史明邀请社运歌手王明哲为他写的歌词谱曲，录制出版了一张名曰《永远的革命者》专辑唱片，意指他从年轻到老、一辈子都在革命。其中一首〈台湾民族主义〉是这样唱的：“台湾民族主义，这是咱的祖先，反红毛、反唐山、反四脚，付出流血流汗，建立起来，传统的精神，咱得继承，先人的脚步，建立独立国，发展国民经济，固有文化，子孙才有前途，台湾民族主义……”。这首歌曲内容毋宁反映出他一生追求革命志业的人生写照，后来也成了史明最常在公开场合朗朗上口哼唱的“台独战歌”。

音乐、艺术是“心灵的粮食，生活的养分”

平日穿着一身牛仔衣、常把“没有看到台湾独立我是不会死的”这句话当作口头禅的史明，2014年“太阳花学运”期间，仍以九十七高龄坐着轮椅在旁人搀扶下、还带着一大箱炸鸡，坚持进到立法院现场声援那些抗议的学生们并表达敬佩之意。彼时透过网络媒体、电视新闻不断地传播，再加上《史明口述史》（2013年）、纪录片《革命进行式》（2015年）与《史明的迷雾丛林》（2015年）、《史明回忆录》（2016年）相继问世，许多台湾年轻一辈开始对过去这位长期在东京池袋“新珍味”中华料理店从事台湾独立运动、单凭己力书写《台湾人四百年史》深刻影响一整代“台湾意识”觉醒的传奇人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逐渐广受青年大众推崇，甚至将他视之为追求自由、正义与民族自决的精神象征。

在2007年《新台湾新闻周刊》一篇专访文中，史明曾说：“我所有的思想基础，几乎都是在日本念书的时代确定下来”。为了革命理想而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并强调“不曾向任何人伸手要一毛钱”的硬汉气魄，长达四十年在日本过着几近苦修生活的史明，年少时代却是一个骨子里充满着浪漫情怀、同时热爱阅读与艺术的文艺青年，甚至养成了聆听古典音乐唱片的终生嗜好。

日治时期大正七年（1918），史明（本名施朝晖）出生于台北士林的施家望族。自幼由祖母施邱氏桂扶养长大的他，小时候最深刻的回忆便是跟随着祖母去士林妈祖庙口看戏，举凡大戏、歌仔戏、白字仔戏、客家戏、布袋戏等皆令他流连忘返，或是到芝山岩慈惠宫、士林街慈诚宫、关渡妈祖宫（今关渡宫）、北港朝天宫等各处寺庙走逛、烧金拜拜。“我们家二、三年总会轮到一次神明会的‘炉主’，那时就会在亭仔脚设戏台，请戏班来演布袋戏”，史明回忆道：“当年我的祖母是标准的京戏迷，常带我去台北车站后车头的‘新舞台’看‘正音’（京戏），也培养了我欣赏京戏的兴趣”（参考2016年前卫出版《史明回忆录》，页67）。

1937年，年方十九岁的史明在祖母支持下，负笈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政治经济学部政治学科”，因缘际会成为了一名西洋古典音乐的“重度乐迷”，日夜听得如痴如醉，有时也为了去听音乐会或歌剧而荒废功课。根据《史明口述史》书中记载，当时早稻田大学附近就有大概四、五间专卖留声机曲盘（SP虫胶唱片）的店家，每一片十二英寸的曲盘要价大约五角银。“大学时期我收集了近八千张的十二英寸曲盘，像贝多芬我就有他第一号到第九号的交响曲，第五号的命运交响曲、第六号的田园交响曲是最出名的。每一号交响曲都有好几张曲盘，像命运交响曲就有五张，田园交响曲就有六张，第九号交响曲则差不多六、七张”，史明追忆道：“那时候我对古典音乐挺疯狂的，没钱买曲盘时甚至连自己冬天用的棉被都拿去当；有时候在宿舍放唱片，一听都到天亮”（参考2023年前卫出版《史明口述史》（修订新版），页80。）

爱乐痴迷的史明，甚至还会从德国“注文”（订购）才买到德国新教神学者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弹奏的巴哈作曲的风琴唱片，如果钱不够，就拿书籍去当铺抵押换现金；要听世界著名女高音三浦环演唱歌剧《椿姬》（La Traviata，中译《茶花女》），也会拿铺盖去换钱，而沉醉在绝世的演奏中。

“当歌声或抚琴挑弓的旋律感动了灵魂，情绪高扬时，就是人生的阳光灿烂的时刻”。对史明而言，音乐、艺术都是他的“心灵的粮食，生活的养分”（参考2016年前卫出版《史明回忆录》，页249。）私意以为，这才是深埋在他内心深处，之所以甘愿承受彻底的孤独，却还能“随心所欲”、“任性自在”的精神本质。

自甘离群的孤独，“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抵抗精神

就读早稻田大学期间（1937〜1942），史明深受马克思主义吸引。毕业后恰逢“太平洋战争”爆发翌年（1942），一心向往投入抗日革命事业的他，选择了前往中国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随之目睹血腥斗争的中共并没有把台湾人真正当成自己同胞，于是便失望地回到台湾（1949），却发现另一个也来自祖国、在“二二八事件”中镇压屠杀台湾人的国民党政府同样没有好到哪里去。隔年（1950）他在台湾密谋组织“革命武装队”、准备筹划“刺蒋行动”，不料事机败露，就在被逮捕的前一刻，史明随手抓起祖母放在床头下的金条、透过载运香蕉的货轮“天山轮”偷渡到日本获得政治庇护，自此开启了长达四十年（1952〜1993）的流亡生活。

1960年，史明在东京池袋车站西口的楼房开设“新珍味”中华料理店，白天卖饺子、大卤面，夜晚则点灯研读台湾历史与革命理论，并着手撰写《台湾人四百年史》（1962年日文版首度问世，1980年出版汉文版）。

1967年，史明在东京创立“独立台湾会”（简称“独台会”），同时发行《独立台湾》杂志作为机关刊物，持续宣扬“台湾民族独立，劳苦大众出头天”的政治理念。早年（1968）留学欧洲的卢修一（先是前往比利时鲁汶大学深造，随后又转学至巴黎大学攻读政治），便是因为阅读了这份杂志而深受影响，最终走上从政之路。

彼时（60年代）流亡日本的台湾人相继兴起“台独运动”风起云涌，除了史明“独台会”之外，亦有王育德、黄昭堂、廖建龙等人在东京成立以年轻留学生、知识青年为主力的政治团体“台湾青年社”（1960年）。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来自苗栗苑里的“台湾青年社”成员郭传芳（1932〜），当年还曾经与史明“独台会”有所接触、协助分发《独立台湾》杂志等事宜（参考“政大数位典藏：左雄与台湾时代社数位史料库”1971年7月29日〈史明致左雄信函〉。信件中，史明写道：“郭传芳与我不算很熟，只有认识而已。他似乎对革命不太有热情，但利用他多少分发《独立台湾》是很好的。请把他‘地址’调查一下，并通知我”。）。

郭传芳何许人也？他就是日后被誉为“台湾现代民族音乐先驱”的国宝作曲家郭芝苑（1921〜2013）的大弟─郭芝苑有三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分别是大妹郭秋月（1923〜）、二妹郭碧云（1928〜）、三妹郭宝贵（1930〜）、大弟郭传芳（1932〜）、小弟郭钦明（1937〜1988）。据悉，1966年郭芝苑赴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研习作曲时，便是寄宿在他的大弟郭传芳家中，没想到弟弟竟然参加了日本的“台独”运动团体“台湾青年社”。郭芝苑相当担心自己会受到牵连，而被台湾的情治单位列为黑名单，甚至为此不敢写信和打电话回家，唯恐波及在台湾的家人。尽管后来回到台湾，初始仍然心存恐惧，不太敢出门，深怕一出门就会被警察抓走（参考姚舜凡，2018年，《郭芝苑音乐之社会学观察》，东吴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在职专班硕士论文。）

尽管身处在戒严时期党国体制的威权压迫下，内心始终一直戒慎恐惧的郭芝苑，虽然无法像史明那样“以身犯禁”挑战体制、甚至不惜倾尽所有投入革命行动，却也没有全然选择屈服、顺从，而是以另一种隐晦的方式，也就是透过自身的音乐创作，终其一生不断将那些曾经被国民党禁制的台湾民谣旋律、本土语言，宛如编入声音密码般、谱写成各种曲式的“台湾现代民族音乐”和艺术歌曲，用来作为“精神上的抵抗”。

相较其他乐种（如摇滚、流行乐），热爱古典音乐的爱乐者毋宁更贴近于“孤独的聆听”。佛家有言：孤独是一种人生境界，真正的强者，都是孤独的。此处无论是郭芝苑还是史明（他俩皆为出生于日本大正时代的台湾人），即便他们彼此性情有别、际遇不同，却都同样有着甘愿承受长期孤独、能够一辈子执著而专注于个人志业的强大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