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景军教授撰写过一篇题为《移民、媒体和一位农村老年妇女的自杀》[5]的文章,记录了三峡工程移民破坏了原有的社会和空间结构而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景军教授是在1998年第一次听到有关吕全秀的自杀经历。吕全秀所在的郝家原来是一个由四代人组成的扩大家庭,其最老的一辈儿人是吕全秀和她的老伴郝振禄。这对老夫妇搬迁时间是前一年(即1997年)的古历四月二十八。搬迁之后,吕全秀从郝家第一个去世,日子是古历十月中旬。第二个去世的是老汉郝振禄,日子是古历十一月二十二。五天之后,即古历十一月二十七,郝家老大郝万学的孙女郝春玲也去世了。到腊月初五,郝家老大的儿子郝寇华也离开了人世。景军教授认为,在迁移后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内,吕全秀所在郝家就先后去世了四人,死亡原因均与移民安置有间接关联。
图4:,景军:移民、媒体和一位农村老年妇女的自杀,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根据景军教授的介绍,这个案件发生地点是重庆某县的大江村,这是一个三峡移民的典型模范村。该村干部是在一九九六年接到“就地后靠”的通知。此时,吕全秀所在的郝家这一大家子人还住在江边一条小街上,共分六小户,吕全秀和老伴单过,但得到各户的照顾,吃住无忧。移民“就地后靠”,郝家六户搬到山上之后就不能再在一个地方居住,只好按上级分配的地点各自安顿家室,距离最近的两家也相隔几十米以上。要靠各户吃供养,两位老人每隔五天就得沿着移民新村的石台阶小路,从一家走到另一家去吃住。由于路上石台阶的高度在四十公分左右(!),每次走这条路均成为对两位老人身体的极度折磨。吕全秀为此深感不满,觉得自己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还这样活着,简直就像要饭的。最终吕全秀离家出走,几天后在离观音庙不远的一个陡峭山崖下的草丛中找到了她的尸体。当地村民大多支持吕全秀自杀的说法。在老伴去世四十天后,郝振禄也因悲痛去世。接下来吕全秀的重孙女郝春玲因病去世。再接下来吕全秀的孙子郝寇华因车祸丧生。
景军教授指出,郝家的四人死亡并不是因为移民工程某些失误而直接造成的后果。吕全秀之死是吃供养一事的矛盾所致;郝振禄之死是悲痛所致;郝寇华之死是翻车事故所致;郝春玲之死是因为得了黄胆性肝炎。但是,这四人的死亡同水库移民工程的间接关联却令人不可忽视。例如,吃供养一事同迁移关系紧密。原来郝家几户住在一处,老人的吃供养,那完全可以是从这个院走到另一个院的事。搬迁后,这个社会和空间结构被打破,对两位高龄老人来说,轮流吃供养就成为十分艰难的事情。另外,买车拉货做生意是因为郝寇华看到家里的土地到水库的水涨上来之后就难以糊口的前景,所以急于要另做生活打算。他咬紧牙根靠借钱买车,准备靠运输挣钱对付迁移之后生活的不确定性。再有,作为郝家长子长孙之女的郝春玲是个第二胎,没有到政府规定的计划生育年限就出生了。由于该村是三峡移民典型单位,政府官员经常到该村视察工作,家里人恐怕乡干部和县上来的官员发现郝春玲之后要罚款,就悄悄地把她送到她母亲的娘家寄养。在母亲的老家大山里,没有医生看病,到病重下山求医的时候,这孩子已经病入膏肓。
三峡工程移民打破了原有的中国农村家庭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使得象吕全秀、郝振禄这样的老人失去了“老有所养”的基础。这就是景军博士在1989年指出的,三峡工程移民政策仍以行政手段为主必然带来的灾难。
三、三峡工程移民和苏师傅的N次搬迁
景军教授把吕全秀的自杀归类于三峡工程移民中发生在草根社会的“未知结局[6]”。
三峡工程移民苏师傅的N次搬迁,也是发生在草根社会移民后的“未知结局”。
下面的故事是来自2014年《澎湃新闻》发表的报告《三峡九章》。根据英国BBC的报导,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只生存了七个小时,就被拿下来[7]。BBC的记者就打电话问澎湃新闻网,为什么把这篇文章给撤下来?得到回答是中国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你懂的”。但是澎湃新闻网还有一个新闻形式,就是早报的形式,这篇文章同时印在第二天上海早报上,所以尽管在网上拿下来了,但报纸的形式还存在,只是看到人就不是很多。
苏师傅的职业是理发师,原来的家(第一个家)在三峡海拔175米的所谓三峡工程移民线以下,将被水库淹没,必须要搬迁。按照当时的规划,从三峡地区175米淹没线以下搬到了海拔175米以上的地区。苏师傅建了一座新房子(第二个家)。建房的一部分款项来自于三峡工程移民安置费,他们家每人得到了1万块钱,其它的钱是借的。按照三峡工程获得批准后不久的规定,三峡工程移民113万,工程移民投资400亿,采取移民费用包干,就是三峡工程每个移民的赔偿的款项是3.5万。根据三峡工程最后结算报告,三峡工程移民共花了800多亿。说是安置了120万移民,每个人移民安置费近七万,但是苏师傅家是每人拿一万块钱,还有六万块钱到哪里去了呢?只有“懂”的人才知道。苏师傅的新房子盖完后出现了很多问题,墙体裂缝、大门移位等等,房子成了危房,不能继续住了。什么原因?按照政府的规划,三峡水库蓄水蓄到175米,新房子盖在正好175米以上的地方,应该是安全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政府未考虑到“未知结局”,三峡水库蓄水蓄到175米,地下水也随之抬高,可能引起滑坡复活或者地基下陷。这本是应该能够想到的问题,但是政府总理李鹏没有想到。苏师傅的新房子被迫放弃。在放弃之前,他把这个房子又租给另外一个修摩托车的人来住,每年的房租是600块钱人民币,可见这个房子基本上就不值钱,新房的投资基本打了水漂。苏师傅又在旁边一公里以外的地方买了一座新房子(第三个家)。不久政府又告诉苏师傅,这座新房子位于三峡库区的刚刚查清的滑坡地带,必须再次搬迁。《三峡九章》没有把这个故事讲完。
图5:,三峡库区的拆字,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图6:,三峡库区的拆字,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图7:,三峡库区的拆字,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图8:,三峡库区的拆字,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时指出,三峡工程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当初的科学论证做得不够完善,使得现在三峡大坝建好后,才发现有些地段淹没的水位比原先预计的要高出许多,使一些已经建好的新移民点,现在又得搬迁,造成资金的重复浪费[8]。苏师傅三次搬迁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例。
四、砸锅卖铁的三峡工程移民
2023年末、2024年上半年,中国许多地方成立了“砸锅卖铁”办公室。最早成立“砸锅卖铁”工作专班的是重庆市璧山区[9]。有消息说,带动重庆上半年非税收入增长超三成[10]。为什么“砸锅卖铁”办公室最早出现在因三峡工程移民而成为直辖市的重庆市呢?因为“砸锅卖铁”是三峡工程外迁移民的一个“行为艺术”。
图9:重庆市璧山区成立“砸锅卖铁”工作专班,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还是摘录赵渌汀文章中的一段:
“2005年去三峡拍纪录片时,令我最震撼的是一个背着门、拿着锅的年轻人。他是三峡移民,要去附近的市场把家里仅剩的门和锅卖掉。最后他卖了不到5块钱。对一般家庭来说,门象征安全,锅代表生计。当你把安全抛弃,把生计弄丢,最后换回的不是新生活,而仅仅是不到5块钱。”高嵩说。
三峡工程外迁移民离开故乡前把仅剩的门和锅卖掉,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态度,破罐子破摔的意思。
“大水来临时/下面的一切都成了从前/从前的一切都成了留言/我在这里/没有了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