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45年前的1980年我以实习生身份进入国务院，1982年成为职业外交官，因此我在里根总统的政府中工作过。里根总统是冷战结束的绝对关键人物，顺便说一句，我们当时并没有预料到冷战会终结。1990年至1995年期间，我实际上一直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为老布什和比尔·克林顿效力。直到苏联解体前的一两个月——实际上直到1991年10月或11月，我们才认为苏联可能会解体。这一判断迟到这么晚才成形，几乎是整个政府的共识。
现在的情况与当时截然不同。尽管将这场新冷战与那场旧冷战进行比较很有吸引力，但必须首先明确，中国当前自身的力量，无论经济规模和技术基础、科技实力，还有其卓越的大学与研究机构，都远超当年的苏联。
我非常尊重迈克·加拉格尔，也多次与他和马特·波廷杰交流这些问题。他们聪明过人，而且正尝试慎重看待这段关系。不过，我并不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
第一个问题，中国会作何反应？：如果美国宣称要“赢得”这场竞争，这意味着中国将不得不改变自1949年10月1日以来一直实行的政治体制。在面对这样一个以党为核心的国家，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对方会如何反应。
第二个问题，盟友的立场：如果美国明确表态要“赢得”竞争，国际体系中的各方可能会认为这意味着类似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时的那种胜利。这对印太地区的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以及北约盟友和欧盟伙伴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们目前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遏制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南方国家会如何看待这一战略：如果美国公开将目标设定为“战胜中国”，这对美国来说是否有利？它能否在我们与盟友的关系中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战略分量？你能否通过这样的战略争取这些国家的支持？对此，我深表怀疑。
最后一个问题是——在我们某些利益一致的领域，如何达成微妙的平衡？例如在气候变化、芬太尼等问题上（我们开始看到中国的帮助，但他们需要做得更多）以及在军方交流方面会发生什么？他们会彻底切断与我们的所有沟通管道吗？
你必须全面权衡其中的利弊。我对他们两位非常尊敬，而且我们确实需要在美国自身体系内进行这种类型的思想碰撞和对话。但恕我直言，我并不认同他们在《外交事务》中提出的观点。
乔丹：容我挑战一下您的一个观点。您刚才说中国自1949年以来一直是一个执政体系，但事实上他们经历了许多不同的时代。是的，党的存在始终如一，但毛泽东几乎亲手推翻了它。我们经历了邓小平时代、胡锦涛时代，现在是习*近*平时代。（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苏联）党的运作方式以及对外关系的看法在其75年的历史中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可以确信的是，在未来30年内，中国会发生更多变化。在一个后习*近*平的世界里，美国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治理方式？
伯恩斯：看作竞争的一部分（我们正处于竞争关系中），就是反对这个体制的许多方面，反对在新疆、香港和西藏对基本人权的剥夺。我曾在中国多个城市的教堂参加过礼拜。我们反对这个国家缺乏宗教自由。这正是竞争的一部分，关乎政府在赋予或剥夺人民权利方面应当或不应当做什么的问题。
说到这一点，“赢得竞争”战略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体制真的会崩溃吗？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希望保留这一体制，毕竟我们的竞争目标正是其核心部分。但必须思考：追求“赢”的后果是什么？是否会在某些方面让我们变得更强？甚至由此无法与其他国家合作，又会付出怎样的代价？这才是必须深究的核心问题。
乔丹：如果中国重回70年代末、80年代那种思想活跃的状态，美国可以做些什么，或者应该为这一时刻做些什么准备？
伯恩斯：乔丹，我曾担任过克林顿总统的国务院发言人，在那个时期我学到了一条重要的经验：永远不要回答假设性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假设性问题。我还有八天就要卸任驻华大使一职，或许六个月后可以再聊这个问题，但今天不谈。
乔丹：好吧。让我们回到基辛格的话题。可以说他是最有技巧的外交家之一，他在如此高的博弈中积累了别人难以企及的丰富经验。然而，从您书中来看，他最引以为傲的两项工作——罗得西亚和越南——最终却可能成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败笔。或许可以将孟加拉国归入另一案例。如果连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顶尖人物，在他自认为最成功的事务上，最终却导致了最糟糕的结果，这又意味着什么？
伯恩斯：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跨越了纳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延续到今天。最近，我刚开始阅读他与埃里克·施密特合著的关于人工智能的新书，这是他在百岁时完成的著作，去世后出版。
没有人能做到完美无缺。他对我们计划在那本书中专门写一章，讲述他试图废除罗得西亚白人少数统治的努力，并进一步探讨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问题的尝试，表现出浓厚兴趣。他向我们明确表示，这发生在1975-76年间，他和福特总统决定要与当时的罗得西亚白人政权（后来的津巴布韦）以及南非的白人政权划清界限。然而，他未能成功。我们在为这本书做研究时，采访了许多与他共事的美国外交官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交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说，作为国务卿，他未必成功，但他为1978年的兰卡斯特宫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那次会议在他离任仅一年后就推翻了白人少数统治，建立了现代津巴布韦。他对我们要研究这件事非常感兴趣，因为他说这份工作已经被遗忘了。他倾注了大量精力，和我们一起回顾他的战略假设以及他在战术上的尝试。
还有一件事，我对我和他之间的交流记忆犹新（在我准备来北京时也和他谈过这个问题）历史上对基辛格国务卿有很多批评，说他未能提升人权议题或重视谈判对象政权的性质，这里指的是苏联或毛时代的中国。他特别强调了一点（他的传记作者尼尔·弗格森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防止核战争、降低核战争的可能性以及在大国关系中实现某种平衡是一个高度道德的目标。
这是我们与他对话中一个颇具意义的观点。谈到美中关系，我们的立场是，不能忽视人权问题。就在几天前，我发表了一份声明，内容涉及一位名叫艾克帕尔·阿萨特（Ekpar Asat）的维吾尔族青年。因为试图促进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更好关系，过去八年来一直被不公正地监禁。我们决定必须直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人权方面大规模缺失。几十年后，我们做出了不同的判断，这也回应了外界关于未充分关注人权问题的批评。
乔丹：我非常喜欢罗得西亚那一章。你们精彩地展示了他在谈判桌上是如何巧妙地让尼雷尔和南非人站到一边的。让我相信，正是他的努力促成了津巴布韦的建立。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津巴布韦的建立最终成了过去30年来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
伯恩斯：当时的理念（结束白人种族主义政权）是正确的。显然，基辛格无法预见到此后几十年间罗伯特·穆加贝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