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对年轻子女的婚恋决定权有扩大的趋势。相亲、征婚通常由父母发起。在一些地区，彩礼和嫁妆仍然是重要的婚姻习俗，父母可能会因为经济原因而对子女的婚恋选择提出具体要求。许多年轻人认为尊重父母的意见是孝顺的表现，再加上需要父母的经济支持，因此在婚恋选择上会更多考虑父母的意见。
5、挥之不去的东亚价值观
许多人处于既现代又不现代的夹缝里：既想躺平，但骨子里还普遍怀有对世俗成功的渴望，比如衣锦还乡、使父母荣耀。社交媒体上倡导着价值多元，大声疾呼每个人要做自己，但社会价值认同的是另一套模版，大部分人依然认为一个人应该念重点小学，升入重点中学，被重点大学录取，毕业后进入大城市的体制内或大企业，获得一份稳定的高薪工作，再买下大城市市中心的三房两厅，结婚生子，几年后把孩子送入重点小学，周而复始。
在评价标准高度一致性的环境中，人们更多地是在互相竞争，而不是合作。每个人都在努力超越他人。甚至在家庭中，父母千方百计希望子女过得比自己更好，年轻人也会拿自己和父母比较，达不到父母的水平就被认为是没出息，给父母丢面子。
从小耳濡目染这种价值观并深深内化的个人，难以心安理得地随意选择生活方式——自我认同为普通人，但“做个普通人”依然不是大部分人的人生理想，充其量是一种“认命”。即使不为了光宗耀祖，至少得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家庭积累一定财富，在同龄人中混个中上水平，才是体面——或者说有面子的。
但在社会向上流动变得困难的现实下，“寒门难出贵子”，即使是考入重点大学、已经出人头地的“小镇做题家”，也很容易在理想人生的进程上止步于高学历，无法获得高收入，从而为无法获得应试教育12年以来所许诺的成功而感到幻灭，成为脱不下长衫的孔乙己、甚至985废物。
年轻人依赖父母，同时在“孝”文化的影响下，很多人也下不了决心实践“课题分离”，无法和父母保持彼此独立，互不干涉。
6、防御性保守
相比95前一代人在“北京欢迎你”“同住地球村”和“四海会宾客，五洲交朋友”的氛围中成长，充满理想主义和蓬勃向上的精神，新一代年轻人则在“战狼”、短视频和饭圈文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
理想主义逐渐退潮，现实冲击加剧，年轻人的反叛精神或许比不上父辈。阎云翔认为，在意识形态上，年轻一代与父母差异不大，甚至可能更保守。
一部分开放、冒险、叛逆的精神，被各种防御性的行为取代了：互联网上为了自保，人们提前预判他人并进行自我审查，避免冲突和误解，人性的复杂被简单化的“三观正”所掩盖。人们习惯迅速归类和标签化一切，容易形成对立阵营，建设性的交流变得困难。每个人都退缩回自己的舒适区，刷着算法推荐的信息流，躲在自愿精心构筑的信息茧房中避免受伤。
社交退缩现象明显，亲情/友情/爱情缺位，不少人过着没有陪伴的“单数”生活，在二次元/虚拟世界里重新做自己。在人与人价值观难以弥合的情况下，人们通过各种方式保护自己，如淡学、momo、免责声明、狗头保护等。两性之间的沟通减少，感情里一旦感到不舒服就逃、分、撤。
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保护自己，年轻人变得更加保守：谈恋爱以结婚为目的，重视门当户对，避免感情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更重视工作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倾向于选择体制内的工作，创业者越来越少；做决定时更多考虑父母的意见，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安全感；财务上，多存钱、少买基金股票，追求财务安全，避免高风险投资。
人们更容易通过互联网意识到阶级固化、经济下行等问题，也因此更可能“清醒”地选择“正确”的、低风险的生活方式，甚至进入一种零失败的模式：“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躺下”。
7、主观降级
悲观情绪正在社会中蔓延，成为时代慢性病，而一种主要病症就是失去信心。
哈佛大学教授Martin Whyte和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中心教授Scott Rozelle对中国的长期民调反映了过去20年间社会情绪的变迁：过去，大多数人认为家庭经济在五年间正在变好，对未来五年也很乐观，这样看的人持续增长，在2014年达到了七成以上。但到了2023年，只有38.8%的人觉得生活在变好，对未来的改善持乐观态度的比例也跌到不足一半。与此同时，对未来感到悲观的人变多了，比例从2004年的2.3%上升到2023年的16%。
在这个社会中，努力就有回报依然是普遍看法，但年轻人不像中老年人那么相信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60前、60后、70后的奋斗信念最强，超过60%有很强的奋斗感，80后稍弱一些，但在90后及更年轻的人群中，这一比例降到了47.32%。在对奋斗的信仰方面，这代人确实是“最差的一届”。
普遍的自我降级、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弱势地位和自卑感，或许也能说明年轻人看起来不如老年人强势的现象。《人民论坛》上发表的一篇研究发现，仅仅从2013到2017年，无论是从事哪种工作、具有何种发声影响力的年轻群体，都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降低了。年轻人对于社会收入的差距的接受度也普遍降低了，绝大部分人都认为社会收入差距太大。
8、主动回到自己的生活，但程度有限
年轻人的心态是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但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也拿不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他们逐渐将意义感从工作中转移到生活中，流行语也从不切实际的“躺平”，转变为更实际的“gap”和“松弛感”。
近年来流行的不少职场热词，都是年轻人试图从工作中夺回一些掌控感，例如有些人换上看起来不聪明的“笨蛋头像”，试图减少领导的沟通欲望，这样的行为替更多不敢轻举妄动的打工人发泄了厌班和想要放弃上进的情绪。
也有人面对强势的工作压力，开始实行“人生切割术”，把上班的自己开除“人籍”，比如在办公室里乱穿衣（“恶心穿搭”），不为工作精心打扮、买名牌包或者聚餐，甚至不为缓解工作情绪花钱，总之不为工作倒贴一分钱、一分精力，以自我委屈的方式找回一点掌控感。
各种各样的短逃离、城市户外穿搭等方式，也同样是在进行一定限度的放松和反抗。年轻人可以“逃避”，却很少有人真正“退出”游戏，大部分时间，他们只能在无力感中继续维护自己并不认同的规则。正如想过的生活只有在“gap day”才能实现，而这短暂的休息也像是为了调整工作状态而喘息的插曲。
9、社会脱序
人类学家项飙提过一个说法，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这一时期普惠式的改革让大多数人的利益都得到了提升。90年代，尤其00年代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模式转为分化式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增大。
因此，老一代人宏大的社会理想是与他们自己息息相关的，而很多年轻一代缺乏这种参与感，他们无法在宏大的叙事中找到位置，又因为没有在身边具体的人、事（“附近”）中建立参与感，导致他们只能通过口号式的象征性说法，用抽象的概念和理念来表达对想象中“大”事物的归属感。
10、情绪病弥漫
年轻人抑郁、焦虑比重不断上升，年轻人是所有年龄段中情绪最差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报告(2019—2020)》显示，18-34岁的青年的焦虑水平最高；同时，相比十年前，人们感到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明显下降。
年轻人的情绪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在教育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他们的心理健康受到了严重影响，如同黄灯在《我的二本学生》中描述的：“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激烈竞争让学生个性被磨灭，疲惫成为他们的精神底色。家长和中学老师却往往对此无能为力，只能眼看“工厂化教育”将个体变成标准化构件。”
也因此，情绪问题出现了低龄化的趋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通过纵向比较发现，从2015年到2020年，中小学生的希望感下降了11.8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