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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被动零工

非正规雇佣比例上升，2008-2017年，中国非正规经济规模经历了两位数的增长，占GDP比例超过五分之一，非正规就业人数达到1.59亿人。2021年，超过六成的企业使用灵活用工，超过一半的企业正稳定或扩大灵活用工规模，主要目的是降低成本。

近几年，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数量大增。网约车平台注册司机总数已经超过1亿，每天有超过2万名新司机注册，同时，外卖员每天的新注册人数也超过2万。僧多粥少，平均收入降低，众包轻松月入过万的神话已经破灭。

发表在《人民论坛》的一则调查发现，这些游离在职场系统外，被称为“原子性群体”人，幸福感也最低。他们感受到的社会公平感相对较低，更多人认为社会收入差距过大，是整个社会中相对剥夺感最强的群体。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面临更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包括：收入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和福利、工作条件差、职业发展受限、心理压力大、社会地位较低以及缺乏法律保护等。

5、被外包的生活

当代年轻人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不断被迫“外包”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在经济压力和生活节奏加快的双重夹击下。想要回归自己理想中的生活方式，往往成了一种奢望。在这种“被动接受”的状态中，预制菜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生活外包”产品。即便人们知道速食并非最健康的选择，却也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毕竟许多人很难拿出时间去做每天三顿全程自制的健康餐。

“脑腐（brain rot）”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即便把它列入年度词，用来警醒自己，也没法消除“那能怎么办呢”的回应。把时间交给没有什么“信息营养”的流量，对许多上了一天班、明天还要上班人来说，从手机屏幕外获得快乐的生活，成本并不低，不论是钱还是精力。

6、被动“清醒”

年轻人在面对高度程式化和同质化的社会结构时，逐渐意识到自己就像游戏中的NPC（非玩家角色）一样，从上学到上班，再到结婚、买房、生育、还贷、养老、住院，这一系列的人生步骤被简化为一个固定模式。年轻人被期待遵循各种既定的路径，无论是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还是买房结婚，这些都被视为“上岸”的标志。

社会对成功的定义依然单一，在高度同质化的竞争轨道里，只能比较谁赚得多、谁的房子更大、谁更早实现财务自由。

一些试图摆脱轨道进入旷野的人，不少也经历了“自由的诅咒”，自由附带的责任和不安，让离职博主们纷纷又回去上班。

7、被动接受出身

社会流动机会不均衡，造福神话也逐渐式微。

从2000年到2024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2.5%提升至60.2%。教育民主化了，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就业机会无法满足极速膨胀的受教育人口，“寒门出贵子”又变回了神话。

2024年王元超、朱斌发表于《社会学评论》的一篇研究发现，最近十年，“阶层天花板”效应与“阶层地板”效应越来越明显。在2006-2010年，不同家庭出身者的收入没有显著差异。但从2012年起，工人、农民出身者的收入开始显著低于精英阶层出身者，并且差距逐年扩大。

工农阶层出身者即使成为精英，收入还是明显低于精英家庭出身者；而精英出身者即使跌落到工人阶层，也更容易翻盘。而反直觉的是，家庭出身的“长影效应”，在看似更追求理性和效率最大化逻辑的体制外单位，反而更加明显。

8、被迫失去健康

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代青年的健康状况，就是“脆皮”。中国学生的体育成绩逐年下滑。皮肤问题、情绪困扰和睡眠障碍也普遍困扰着大学生，脱发问题更是提前出现。南都民调中心的调查显示，83.5%的Z世代非常在意自己的脱发问题，73.4%介意别人谈论自己的发量，尤其是95后受访者对此尤为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