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我考进了北大中文系。北大那时实行五年制，还有六年的专业。一开学，杨晦主任就在迎新大会上讲，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里是培养学者的。当作家在我本不过一时兴到之意，无可无不可，那就不当算了，当个学者也蛮好。新同学中不少人本来是非要当作家不可的，有的还发表过小说或诗歌，这时全傻了眼，过了好长时间才回过神来，不得已只好准备当学者。

我很顺利地适应了这里的学习生活。当时名师如云，游国恩、王力、吴组缃、林庚、王瑶、彭兰、朱德熙、吴小如、陈贻焮诸先生都给我们上课。吴小如先生一年级给我们讲诗歌选和散文选，那些作品有若干是我先前读过的，但听他一讲才知道这里面还有许多奥妙，是我过去没有弄清楚或者根本没有想到的。稍后听彭兰、陈贻焮、赵齐平诸先生讲文学史，风格各异，又得到多方面的启迪。读文学作品只是认得那些字能讲出大意来远远不够，这里牵涉到文字、音韵、训诂，要研究文章的作者和时代，义理、考据、辞章，各种学问，一样也不能少。“学问是个无底洞啊”，我对这话有了新的体悟。那些年真的读了不少书，读得比较上路，同过去的囫囵吞枣乱读一气相比，颇有天壤之别。

北大特别自由，课外时间很多，图书馆里书太多了。在一个位置比较偏的分馆里可以借到线装书，一函只要一张卡，一次可以借出一堆来，记得有一回我去借《六十种曲》，特别带了一个大网袋去，费很大力气才运回三十二斋四楼的宿舍。星期天有各种讲座，随便听，最是开人胸襟，益人神智。有一次听图书馆梁思庄馆长开的讲座，才知道除了二十四史以外，还有“三通”以及扩大化的“九通”、“十通”，才知道什么叫“引得”以及它的妙用，才知道想查某一方面的资料如何着手才能比较快地到手。北大的课可以随便旁听，我听过几次讲版本、目录、校勘的课，大开了眼界，得到一个基本的线索以后不再去旁听，自己找书来看。我还到哲学系旁听过名家为高年级开的课，不少地方听不懂，提到的书没有读过或简直没有听说过，两节课听下来，完全坠入云雾。缺少先期知识准备则乱听无益，后来我不再乱听课了，一味听讲座，讲座不要求听众有多少知识准备，容易懂，收获大。做学问当然要多读书，但读书大有门道，过去其实尚未入门。知识的门类甚多，过去所知太窄，非大大扩展不可。

读得多了，听得多了，便发现同一作品、同一问题往往会有不同的分析不同的看法，有的相去甚远，有的差别细微，各有各的道理，为了得一究竟，常常苦思冥想，半躺在未名湖边草地上发呆。老师在课堂上也介绍一些学术界不同的意见，启发我们去思考。我曾经在一份为《北大人》写的小传中回忆那时的情形道：

在母校时，宿舍里几乎每晚都有清谈，上自国家大事，下至鸡毛蒜皮，无主题无旋律无所不谈，重点自然在文学，而文学中又课内课外古今中外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无所不谈，重点自然在课外。人人以未来的大学者自居，当仁不让，振振有辞，放言无忌，动辄抬杠。抬完了，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洗脚睡觉，明天再谈。尔后三十年间，此种魏晋式或五四式的盛会是没有了，令人思之如失恋者。只有等到老同学聚会时，才能略略重温旧梦，接着再谈，可惜头发渐白，世故渐多，而且行色匆匆，不免是叙旧存问多于无边际的纯学术讨论了。即使偶有讨论，也温文有余，生气不足，失去“火药味”。幸而杠还可以抬得起来，嗓门一高，儿女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来相探视，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与当年相比，小巫而已。（《北大人》第三辑，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