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选中胡锦涛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胡锦涛是“文革”前的大学生，而且在大学时期加入中共，符合选拔邓小平的干部标准。当时，中共重提建设“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提出了选择干部也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在这个指导原则之下，中共最高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明显开始向学历化和知识化转型。

从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基本上都具备大专以上学历。曾经有一个时期，年轻和正规大学学历成为选拔人才的硬指标，受到提拔重用的通行证。胡锦涛、温家宝、王兆国、周永康、李克强等“文革”前和“文革”后的大学生被选拔上来，进入中共最高层。而这些并不具备“红二代”背景或者派系亲信色彩的人形成了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技术官僚”。即使是“红二代”，例如江泽民、李鹏和薄熙来，也都具备正规大学学历。

苏晓康说：“尤其胡锦涛这一届，常委是9个，9个全部是工程师。”

但是“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大学生”习*近*平选拔人的标准似乎并不看重学历。傅士卓教授说：“肯定他们的学历也不是那么重要的，我觉得有一些经验，比如说当过某一些省的省委书记或者一些部门的部委书记，这个是更重要的。”

苏晓康也认为，学历在今天的中国官场上已经不重要，因为他认为高级官员的学历已经不再反映知识水平。

苏晓康说：“学历今天已经不是问题了，不要说中国的高官，任何层级的官员弄个学位几乎是不非吹灰之力，因为现在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包括名牌的什么北大、人大在内，清华，都已经是可以混文凭、买文凭，甚至送文凭给你。”

苏晓康以习*近*平为例，认为他的博士学位与实际学识并不相符。

苏晓康说：“习*近*平有什么学历啊？他根本就没有读过什么书啊。虽然他标榜他是清华的什么博士，结果弄到后来我们当时在海外看的，也是觉得这个家伙怎么这么整天念错别字啊，好像根本没有读过书或者就是一个中学小学的文化程度。结果后来听到李锐，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在临死前有人访问他说，哎呀他算数一句，我没想到他就是个小学文凭，小学水平，因为习*近*平就是他选的，就是李锐选的。”

“红二代”官场消失的迷思

苏晓康指出，李锐当年作为中组部副部长，负责挑选中共中央的接班梯队，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具备“红二代”的身份。据说当年有一个说法，就是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中共高官，每一家可以有一个子女最后担任部级干部。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和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都是在这个时期进入所谓的“第三梯队”，准备接班。

资料照：中共文革前政治局常委的肖像画，右起：邓小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陈云。

六四屠杀事件之后，“红二代”接班问题被中共元老陈云提上议事日程。

苏晓康说：“这个‘红二代’、‘红三代’的问题的出现是六四屠杀以后，陈云说，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接班比较放心。陈云的这句话开启了所谓‘红二代’接班的合法性，而且他是叫整个世代，就是整体接班合法性。陈云讲杀了人了，不能不考虑将来我们后代的安全，所以他提出要整体‘红二代’接班，就是他们子弟接班。”

但是今天中国的“红二代”、“红三代”和“富二代”、“富三代”对于坐江山欲望甚少，其典型就是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的后代都没有进入政界，而是选择经商，甚至移居海外。苏晓康分析说，他们普遍感到在中国没有法律上的安全，还有环境、大自然被破坏。

另外，分析人士还认为，习*近*平很忌惮和他具有同等背景的“红二代”对他形成挑战，薄熙来被整肃也反映了习*近*平这种“瑜亮情节”。

济南中级法院宣判薄熙来案现场(2013年9月22日，济南中级法院微博图片)

苏晓康说：“在今天，特别是到了习*近*平时代，在选拔高官上还有‘红二代’、‘红三代’这回事情吗？没有了。因为习*近*平回到了任人为亲的路线。就是说他启用了自己的‘之江新军’。还包括另外两拨人，一拨是他的所谓清华同学帮，另外一个还叫做秘书帮，指的是他在浙江和福建时期使用的秘书。他把这三股力量，‘之江新军’、清华同学帮、秘书帮调到中央来担任要职。”

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傅士卓（照片提供：傅士卓）

中国事务专家、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傅士卓说：“当然如果你在党内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一个关系网，那你被提拔的希望当然减少了。所以我觉得，比如说你说到常委，我们现在就知道‘二十大’常委是最重要的，习*近*平一定要选拔一些他认为可靠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些习*近*平的，也可以说是他的牌，这个是一定的。”

但是傅士卓也指出，习*近*平不可能在所有位置上都安排自己的人，他必须把一些位置分给“团派”和其他派系，以便保持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五湖四海”的平衡。

傅士卓教授指出，习*近*平至今不挑选接班人，会给未来的中国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同时习*近*平只选拔听话的人，政策上难免偏颇。

傅士卓说：“习*近*平到现在为止是避免这个问题，因为他没有提拔一个继承人。所以我们还不知道他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对中国的未来的政治稳定应该是不太理想。”

傅士卓教授认为，习*近*平只提拔自己的亲信，选择范围越来越小，听不进应该听到的意见。他说，最高领导人不喜欢听别人的话，那向他提供意见的人就越来越少，提供的意见就越来越窄。

傅士卓说：“这个使他们早晚会犯一些错误，那这个问题就大了。”

也许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打破的不止是接班人选拔的方式，而是中共的领导方式。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王光银在《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接班人理论和实践的演进》一文中说，“邓小平明确中央最高层领导者是一个集体，不是一个人。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从而把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前途和社会主义的大业交给了一个集体，而不是某一个人。”

随着中共“二十大”的召开，这个中共不成文的惯例，这个曾经被中共标榜了几十年的“集体领导”制度已经被习*近*平和中共自己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