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安徽百姓过的是几乎猪狗都不如的日子，那么，以曾希圣黄岩们为代表的省级领导们在干嘛呢？与百姓同甘共苦吗？说心里话，尽管安徽省委一班人，49年后在安徽未做过什么好事，搞政治运动倒是行家里手，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害得多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可是在对待几千万农民方面，还是希望他们能发一点善心的。因为你们整知识分子也好，整大大小小私营工商业者也好，整右倾干部也好，你们都可以打一张牌，说你们整倒资产阶级和代理人，是为广大工农群众谋福利，是要“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可是你们对农民出那么狠的毒招，做最彻底的剥夺，你们又能如何自圆其说呢？你们尽管想的做的都只能是一切都为了执政者自身的最高利益，那么就是为了能够更长远的剥夺，你们也应该有一点怜悯之心，不能见死不救吧，要是安徽的百姓都大批大批饿死了，你们的省委书记省长还怎么当？
可惜，我想的太天真了，所有我希望能看到的东西，除了张恺帆无为放粮解散食堂，曾呈现过一线曙光，又被迅速扑灭之外，看到的听到的依然是跃进再跃进，逼粮再逼粮，死人再死人！更恶劣的是省委曾希圣等一班人，整倒张恺帆之后，更加踌躇满志，一意孤行，尽皆食民而肥。真正的一边是大批百姓在苛政下累饿而死，一边是贪婪无度荒淫无恥，连极左派大将，竭力鼓吹大跃进的柯庆施都看不下去了，说他们是像猪－样在往前拱，终于集体出局，拱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其实这么说对他们也多少有点不“公”，安徽省委一班人胡作非为，像猪一样往前拱，害死了几百万老百姓，别的省头头们，都施政有方，亷洁自律，百姓们都安居乐业了吗？真要是那样，安徽的头头全拉出去毙了也不冤。可惜事实不是这样，原来在全国一盘棋的格局下，各省市之间并无大的差异，只多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既然大家彼此彼此，干嘛他们能平安度过，连饿死人最多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不但未受处分，反而升了官，成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俨然乎国家领导人了。那为什么偏偏安徽省委要倒那么大霉，常委们集体出局呢？！想想也是呀，都一样干了坏事，结局咋的就这么不－样呢？
都是张恺帆惹的祸！本来张恺帆作为安徽省委主要领导之一，安徽省委那些年干了那么多坏事，他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虽说张恺帆在安徽一贯心慈面软，在政治运动连年时，保护了许多人，是出了名的大“黑”伞。但他也得按官场规则办事，不可能－切了无干系。正如省长黄岩批判他时所说的，你揭安徽省委的盖子，不是在揭自己吗？深谙官场潜规则，又有长期从政经验的张恺帆，焉能不懂这一点浅显的道理。他当然知道如果随大流，按既定方针办，结果当然是平安无事，安徽再死多少人，上有毛泽东下有曾希圣顶着，账是算不到他头上的，即使是浑浑噩噩，也能平安到老。省里乃至全国官员，大家都在按当时的规则出牌，你居然敢擅越雷池，想到过严重后果吗？
是的，张恺帆越轨了，他从省委集团里剥离出去了，也从当时的大跃进的主流舆论的浪潮中跳出来了，他成了一只涅磐的凤凰，而凤凰涅磐是要受火刑的！而张恺帆涅磐的过程，也确是历受煎熬，差一点粉身碎骨。
张恺帆的觉醒或曰涅磐过程，有一个思想认识的转变过程，并非是一时的冲动，更不是什么匹夫之勇，而是揉合了多种因素，包括张恺帆的人文素养和做人的品格，这也是历史选择了张恺帆的重要原因。
而促使张恺帆毅然转身的则是安徽农村大饥荒严峻的现实，安徽作为大跃进重灾区，灾难是全方位的。宣城、亳县、凤阳、定远、和我的故乡全椒等县，当时都处在被逼粮而饥饿难熬的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张恺帆都是知情的。而迫使张恺帆奋然一跳的直接原因，则是家乡无为县农村饥民的哀号和饿殍的尸臭！
张恺帆在大跃进中的安徽农村，尤其是他的家乡无为县，究竟看到了什么呢？先摘抄一段《张恺帆回忆录》里的有关记载；1959年，粮荒十分严重，群众叫苦不迭，省委负责同志还以为这是“假象”，是群众把粮食藏起来了，命令下面把粮食搜出来。张恺帆因为还兼着巢县县委书记，常在下面走，知道实情，可当时浮夸严重，不敢讲真话，就在省委常委会上提议，都下到基层和农民一起过人民公社化后第一个春节，曾希圣听了很高兴。到农村一看，群众缺粮叫苦不迭。我们的干部却到处搜粮食，甚至把农民草堆拆了找，群众家里十室九空。到公共食堂看，锅里全是青菜萝卜叶子，很少见到粮食。（《张恺帆回忆录》第341页，以下只注页数）鉴于有人说农民们晚上偷着烧吃的，我和县农工部长陈建章同志一起坐车下乡察看。出了城，四周－片漆黑，许多群众当时连灯也点不起的。好不容易见到一家有亮光，我和陈建章同志商量，以借火抽烟为借口去察看。敲开了门，那家农民果然在烧锅，我揭开锅盖一看，全是青菜、萝卜叶子，没有一点粮食！那个农民说，白天要干活，晚上不弄点吃吃就饿得睡不着觉。
（59年）二三月份，合肥市委书记刘征田、市长赵凯到巢县找我，要求调粮到合肥。他们说：“合肥几十万人口，粮食只够吃几天的了，情况很急。”我说：“巢县只剩千把万斤，几十万人都指望它，好多人在饿饭，粮食没法调。”刘征田同志说：“刚才曾政委（希圣）在广播上说群众有粮食，藏起来了，白天一片青，晚上－片红（指晚上偷着烧吃的）”我说：“岂有此理，这完全是听信了造谣！”刘征田说：“那现在怎么办呢？”我说：“我兼巢县书记，不能不管巢县人民疾苦，我可以不当省委书记，粮食不能调。”刘征田说：“有人说你受骗了，桂书记在桐城搞出了几亿斤，巢县能例外吗？”我说：“省委可以派人来查。”没几天，李凡夫、高鸿来了，他们传达省委负责同志对我的批评：“工作不深入，受欺骗。”我无话好说，就领着他们到好多人家去查，除了一点种子外，根本查不出粮食来，他们也无话可说。
以后张恺帆和他们又去了邻县含山，并去了邻省江苏的江浦县桥林镇考察。安徽还尽是要饭的，江苏情况已好得多，江苏农民说，他们早就不吃食堂了。造成安徽这种局面，高征购、浮夸风是主要原因，但办食堂，层层克扣，也是重要原因之－。与各省比较，安徽食堂持续的时间太久了！后果是惨痛的……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
从江浦回来后，我要求向常委汇报情况，一提汇报，曾希圣同志说；“你的书面报告我已经看了，你不要汇报了。老张，你为什么总看阴暗面，不看好的呢？好的是主流，我看你是有点右，要注意。”其他书记、常委在旁边，也学会了看风使舵．报喜不报忧，投曾希圣之所好了。结果，下面来的同志都讲好的，致使情况越来越严重。（340-344页）
……我们进入无为，第一镇是石涧，路上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农户家里看看，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无为许多人认识我，都向我下跪：张省长，救命！我们还不如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听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二两原粮（稻、麦而非米、面），能发到我们手里也好。发给食堂，层层克扣，我们就一点见不到了。“张省长，把自留地还给我们，我们也度度命。”我到石涧区沿河梢村，全村十几户人家就有九个孤儿！农民家里，第一个饿死的，家里人还给他弄几块板，钉个棺材。第二第三个饿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门板抬出去。第四第五个就更惨了！惨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的不深，没有劲挖，天又热，沿途常闻到腐尸的臭味……（346页）
……情况太紧急了，晩上，我们到了无为县城，立即找县委书记来汇报。姚奎甲书记来了，仍然是报喜不报忧。我问他“五八年收了多少粮食？”他说：“十三亿斤。上交七亿斤”我问：“现在口粮每人每天多少？”他说：“四两原粮。”我又问：“全县有多少浮肿病人？”他说：“不过万把人。”我说：“收了这么多粮食，为什么还有浮肿病人？”他说：“浮肿的人都是好吃懒做，不做事当然没有饭吃。”我明知他是扯谎，没有驳斥他，只把我们在石涧区看到的告诉他，我说：“我不多谈，你亲自下去看看，如果你看到的跟我们看到的一样，那你必须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抢救。”
第二天，粮食局长找我反映；他们有两本账，一本收七亿斤，另一本十三亿斤，其实只七亿斤。（347页）
安徽是农业大省，58～59两年，虽有部分地区有水旱之灾，都是局部的，和邻近的江苏浙江没有什么大的差异，更不能和54年淮河决堤，淮北七县顿时成水乡泽国的特大水灾相比（笔者时年17岁，正在淮河决堤口，以实习医士身分参加防汛抢险，出生入死，荣获灾区凤台县政府一等功）。54年未大刮共产风，也未放粮食卫星，粮食收成也没两本账，更没有搞什么反瞒产私分斗争，所以那么大的水灾，很少饿死人。而这两年在无大的自然灾害情况下，农民居然这么苦，一个省居然几百万人被饿死，究竟是天灾为主，还是人祸为主，还需要辨白吗？天灾难道只灾安徽不灾江浙吗？
再说到无为县，无为濒临长江，境内水网纵横，是鱼米之乡，仅靠农产也能衣食无忧。1958年大办钢铁，农村劳力调走了，农田管理不到位，该收的未收上来，又受了一些旱灾，粮食减了，但也还有7亿斤，无为当时全县人口九十余万，人均原粮还有七百余斤，还不算农民自留地部分。如果当年不刮共产风浮夸风，不放粮食卫星，不收回农民自留地，不办农村食堂层层剥削，或是像邻省江苏那样，早早把食堂解散了。特别是不搞粮食产量两本账，实话实说就报七亿斤，还可能上调七亿斤吗？如果这些事都没有发生，无为县和安徽省还能发生如《张恺帆回忆录》中记述的惨象吗？那造成如此恶果的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呢？
搞清楚当时张恺帆面临的农村现实，他和省委曾希圣等的矛盾，特别是粮食问题，究竟安徽当时是如曾希圣所说的，农民们家里真的藏有很多粮食，必须继续开展所谓反瞒产私分的斗争，把农民家中仅有的一点度命的口粮都搜刮上来，任凭农民大批的饿死；还是承认农村确实已经十室九空，因共产风肆虐和无限量的征粮，已经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大饥荒，正大批饿死人，要扭转这一切，当务之急就是必须立即停止一切逼死农民的罪恶勾当，立即还粮于民，放亿万农民一条生路呢？张恺帆深知，在第－书记一言九鼎的极权体制下，在曾霸王的专横面前，一切争论都是徒劳的。曾希圣是不会听他的，只会批评他右了。但当时他身在无为，毕竟还是省级高官，还有一点救赎的权力。怎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见死不救呢？他不能不出手了。
张恺帆是个活菩萨，更是个务实的人。他如何处理无为县农村大批农民已被饿死，和将有更多的农民被饿死的危急状况，《张恺帆回忆录》里有详细记录，不一一复述了。无非就是很多文章中提到的：立即停止粮食上调，解散公社食堂，把农民应得的口粮，发到农民手中，发还农民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抓紧晚秋农作物和蔬菜的种植管理，惩治迫害虐待农民和食民而肥的农村干部，爱护医治生病挨饿的穷苦百姓。未说一句空话，未提阶级敌人破坏，不说阶级斗争，只说灾难，只说怎样千方百计如何度过难关，条条都是务实的办法，条条都是救命的措施。经过张恺帆亲自坐阵，一条一条的落实，眼看着罪恶的食堂解散了，农村家家锅台开始冒烟了，农民们开始在属于自己的自留地里忙活了，也能到生产队的大田里干活了，还能到水塘里弄点小鱼小虾，小市场也热闹起来了。一句话，农民们开始有点像人一样活着了，他们能不高兴吗，能不喊张恺帆张青天吗？要是就这样下去，无为还会饿死人吗？全国都这样，还会有那场亘古未有的大灾难吗？
有人高兴就有人不高兴，老百姓们高兴了，能有吃的了，不再被饿死还不应该高兴吗？但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姚奎甲不高兴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省长黄岩不高兴了，接着知道这里情况的毛泽东不高兴了，岂止是不高兴，是龙颜大怒了！姚奎甲不高兴，是有人抄了他的土圩子，把他的罪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弄得不好坐牢杀头都是可能的；曾希圣黄岩不高兴是后院起火了，破坏了安徽“大好”形势，妨碍了他们继续过猪一样的幸福生活，当然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他们仕途的升迁；毛泽东不高兴龙颜大怒，是给他亲自树起的三面红旗抹黑，是对抗他施行政治思想－元化和经济体制一元化的建国方针，是叫他自吹的当年全国粮食产量一万亿斤的牛皮露馅，是妨碍他去争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地位。就你张恺帆抹黑毛泽东这一件事，还能有你好果子吃吗？
姚奎甲不高兴，尽管他就一个县官，本不够资格和省长叫板，再说了，如果他还有一点同情百姓之心，对张恺帆的救命措施，起码可以不发言，那以后曾希圣责怪下来，有张恺帆顶着他也不会出什么事，做的还是不赔本的买卖，那以后无为人还不会对他恨之入骨，他也就不会成为现在历史上的姚奎甲了。其实所有的极左分子都是利欲薰心心狠手辣，政治嗅觉又极其灵敏的人，说的好听点都是所谓路线觉悟极高的人。姚奎甲也不例外，他知道别看张恺帆在无为干的事，深得民心确实做了好事，但他路线错了，路线错了就一切全错了，天还是毛泽东的天，我姚奎甲在全国首先推行供给制，是受到过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肯定过的。（见丁人卜编著《无为天堂梦》繁本第75页。未刊稿）你张恺帆算老几！姚奎甲有恃无恐，马上把张恺帆在无为的所作所为，整理成黑材料，秘密上报安徽省委，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正在庐山开会，省长黄岩接到密报后，火速上报曾希圣。曾希圣正在庐山上充当批斗彭德怀的急先锋，接到黄岩报告又恨又喜，恨的是自家后院起火，破坏了安徽的所谓大好形势；喜的是多了一份反右倾的炮弹，也多了份效忠毛泽东的机会，立即秉承伟大领袖。毛泽东果然大感兴趣，立即作了措辞极为严厉的长篇批示，称张是彭德怀和高饶余党，‘可能是混进党內的阶级异己分子，’作了政治上的宣判。（371页）并下达全国各地。
毛泽东龙颜大怒了，张恺帆烈火烧身，痛苦的涅槃过程开始了：如张恺帆自己诗中所说的，先是“五十－天伤乱箭”，连续批斗五十一天，真的乱箭穿心了，接着是“有口难吹‘七字’尘。”说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你就是，不是也是，百口难辩。纵然你还是忠心耿耿，“北望都门泥首拜，不难化骨见忠贞。”又有何用？还不是逮捕囚禁流放，不错，命保住了，在关押了二百多天后，流放基层。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平反官复原职了。比起枉死的冤魂和饿殍，他还算是幸运的，那些人已不能复生了。
肉体的涅槃是痛苦的，一个省级髙官，没有任何过错，只是为已饿死和将要被饿死的农民们说了几句实话，办了几件实事，顿时跌入政治陷阱，受乱箭伤身和牢狱之苦，－家人颠沛流离，到处受到白眼歧视和冷遇，这些都不算什么，他深知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政治生命完了，一切都完了，区区皮肉之苦不值一谈。
张恺帆经受最大的痛苦，应该还是精神上的觉醒。他毕竟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是在白色恐怖时期入党的，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为的是中国能走上民主自由法治的宪政之路，为的是工农大众能免受剝削，过上幸福生活。可是眼下建国己经十年了，他看到的竟然是政治运动连年，冤狱遍地，竟是民不聊生，百姓苦不堪言。如他自己诗中所记述的：“建国十年长/黎元尚菜糠。五风吹不禁/惭愧吃公粮。”（381页）这首小诗写于1959年国庆节前几天流放途中，虽然还不能说已经看清了时代悲剧的症结所在，但已经看出了这场大灾难的主要原因是人祸，是疯狂的五风：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至于五风的风源在哪里？张恺帆当时可能不敢想，或是想到了也不便说。但应该可以说，他己经开始认真思索了，或者说是精神上的涅槃已经发端了。联想到他的那首流传久远的七律中的尾联；“北望都城泥首拜，不难化骨见忠贞。”过去很多人也包括我，皆认为张的这两句诗，足以表明他作为一名老党员，对组织和领袖的无限忠诚，所谓敲开骨髄看看，也找不到所谓反党的意识。今天重读这首诗，我似乎读出了一些新意，那就是他的化骨见忠贞，可能更重于苍生黎民！张恺帆自幼熟读经典，有极高的人文素养，又出身农村，百姓疾苦，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忧患安乐，是他心中永远解不开的结，如果他投身这个组织是真正为百姓谋幸福，而不是借漂亮言词掩饰自己贪婪的野心，他会为之奋斗，可以不惜牺牲一切直至生命的，就像他在坐国民党监牢时的坚贞不屈，国民党给他下的结论：“梗顽不化，不可救药”（383页）。但是，如果他一旦知道，中华民族史上最严重的灾难，竟然是他投身的这个组织，特别是这个组织的领袖，一言九鼎一意孤行的结果。领袖为自身的权力地位面子和私利，竟不惜剥夺最穷苦百姓的活命的口粮，忍心看几千万农民成为饿殍，和历代皇权没什么两样？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会怎么想呢？本来我们无权猜度故人的，但是近日读到了张恺帆的另一首诗，似乎有助于我们对他的深度理解。全诗很短就四句：
谁说王朝去不还，
遗风依旧袭人间。
可怜一纸陈情表，
谪贬西南路八千。
——张恺帆《彭总罢官》
啊！原来什么伟大领袖伟大导师，原来不过是又一位封建皇帝而己！如领袖自已所言，他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有人更正曰应为斯大林加秦始皇。如果张恺帆当时就知道全国都在进行所谓的反瞒产私分的斗争，实际就是逼粮的罪恶行徑，就是毛泽东亲自下的指示；如果他知道1959年国家粮食已经非常紧张，毛泽东为了争什么世界共产主义领袖地位，竟然亲自决定出口四百一十九万吨粮食，出口量相当于1959年6月底，全国粮食储备量一千七百一十五万吨的百分之二十四，全国粮食供应顿时紧张。为了实现出口目标，也为了缓解城市粮食供应的紧张，只有在全国农村加快逼粮步伐，又多饿死了很多农民？1960年全国缺少二千四百万人的口粮，按每人每年320市斤作为维持生命的基线计算，也才合三百八十四万吨，如果不出口四百多万吨，1960年就不会发生大饥荒，可以一个人不会饿死！（有关资料引自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一书）那张恺帆又会怎么想呢？又会有什么诗作呢？我说毛泽东亲自逼粮，可是言之有据的，不信请读一读辛子陵先生的大作。
辛子陵先生在《五十年前的共产主义天堂》一文中写到；“1958年9月3日毛泽东踌躇满志地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粮食），即有可能从去年3700亿斤，增加到7000亿斤……今年如果搞到7000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15000亿斤，明年或许不能搞到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没有找到用处，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量是可以超过10000亿斤。’这个牛虽然是在国内吹的，但外电纷纷报道，早已传遍世界。春种秋收。突然各省说交不出预期的粮食来，这下毛泽东急了，因为这是一件非常丢睑的事情，为了自己的面子，毛泽东亲自拟稿，于1959年2月22日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全国，认定‘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而且必须‘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怎么‘坚决’他不明说，给下级干部留下充分的想像发挥的空间，以‘坚决的教育运动手段’反瞒产私分，把农民的口粮挖上来，是大规模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