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之后，一位在场的听众、某军区头头回忆此事时说：
“我当时非常震惊；一是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震惊，二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像毛主席和周恩来也不那么友好。但当时不敢多想，这种事想多了，万一不慎说出口来，会给自己惹大麻烦。后来到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明显想把火引到周总理身上去，我对庐山会上的报告就恍然大悟，看来总理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这才是周恩来所谓严厉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会上再三反复强调毛的话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实际上是暗示听众对这次庐山会议要往深处多想想。周明白毛在军中不满和对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牺牲林彪，这样他与毛之间，将处于直接冲突了。他要让中共高级干部事先有个心理准备，当毛想清除他时，他们将支持谁，周恩来特别强调自己当年怕丢官就盲目服从最高指示，这实际上暗示在场的官僚，你们不要因怕丢官就盲目服从最高指示，一旦铸成大错，终生后悔。
周恩来另一不寻常举动是，作完报告之后，送了一份抄件交庐山档案馆保存，并且只是作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实际上就是允许他的讲话流传。
类似的高姿态，表现在周恩来身上己有好多次。在遵义会议上他同样也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当博古和毛泽东、王稼祥、彭德怀等争执不下，博古坚决不肯认错让步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了，他说军事失利，作为军事部长的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因此请求党中央解除他军事部长的职务。周恩来这一高姿态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赞扬，博古被迫让步交权，博古交权就完蛋，周恩来依然稳坐中央核心。
以道德面貌、谦谦君子的形像遮盖自己的真正目的，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他毫无道德。当不损害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能表现出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关时，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得是如此娴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着时，几乎没人能辨别出来。
周恩来“人情味”的表现同样如此。试举一例：
西安事变中，周向蒋介石表达了中共的几点主张，周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说的，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签字，而是话锋一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己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一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
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含？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谋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定的。
这就是周恩来！
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
周恩来还有个形像是铁面无私。中共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与以权谋财、贪污腐败的官僚比，周恩来确实是廉洁的，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作为总理，亵渎了总理的职责，其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得赞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恩来，中共为何把他投入狱中？显然中共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
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孙维世一案，周恩来的理由肯定是：“既然党组织掌握了材料，认为她和苏联勾结，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继女就袒护她。”实际上呢，他心里很清楚，毛泽东、江青想通过孙维世打开缺口，搞到他与苏联仍有勾结的材料。周恩来为了显示自己心中无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孙维世。
同类的表演，周做过无数次。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失去权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这分明是置他于死地。
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瞿秋白在国民党牢狱中写《多余的话》，未伤及周恩来及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被抛离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博古和苏联顾问李德，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利害攸关时，周这个人就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干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文革开始，他抛弃刘少奇、贺龙等行为就不足为奇了。当然，他也有过许许多多所谓顶着压力，保护受害者的故事，其中没有一个会因此动摇他的权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与毛较量中，又多了一个筹码。
结论
近半个世纪，中共通过对舆论的彻底垄断，拼命为自己吹嘘，美化自己的道德形像，似乎只有共产党人才有高尚的道德，高尚的情操。事到如今，他们手中只剩下周恩来这一条“光辉形像”了。然而这个“光辉形像”是那样苍白，那样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以这样的形像作为全民的道德资源，中国的道德水准怎能提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