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瑞认为，纳吉奥文章中引述的部分信息仍需确认，有些内容是谣言是宣传用语，并不客观。比如，文中说，年轻的中国农村女孩来非洲从事性服务赚的钱，可以抵消中国援非费用。她认为，说这些话的人并不了解援助条款。并且，这些不见光的生意不是中国政府行为。

特瑞第一次来中国是2014年，作为乒乓球运动员到杭州参加比赛。2015年再次到中国时她已经在喀麦隆教育部工作了。“中国是一个发达的国家，这里的中国和我在家乡看到的中国完全不一样。”特瑞说，她在家乡真的会看到一些中国穷人。虽然她知道，中国是一个比喀麦隆发达的国家，但在来中国之前，她没有预料到，这个国家居然这么发达。

那么，如果中国小姐在非洲的价钱真如纳吉奥所说那么低，她们为什么不在中国做这个工作，而要千里迢迢地跑到他乡呢？特瑞表示，纳吉奥并没有撒谎，她确实听说有中国小姐只需要2000或3000西非法郎，特瑞说可能这些人是被骗到非洲被迫从事性交易的。

非洲人有没有可能将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性工作者误认为成中国人？特瑞说，一般不应该存在这样的情况，但也不能排除可能性。因为大部分非洲人无法分辨亚洲人来自哪个国家，也听不懂亚洲各国的语言，他们会将大部分亚洲人都称作中国人。

而纳吉奥则称：哪怕非洲人无法在大范围的人群中辨识每个人来自哪个国家，但如果和这个人面对面交流，不可能愚蠢到将印度人、越南人、泰国人或者韩国人误认为成中国人。并且，纳吉奥强调，来过非洲的人都会发现，中国移民占据了在非亚洲移民的95%。根本没有越南人、韩国人、印度人或者泰国人的聚居区能像‘中国城’那样远近闻名。”

喀麦隆的 HIV病毒感染率曾持续上升，一度高达20%，但这一数字近年来持续下降，2009年为5.1%。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发布的统计数据，2009年喀麦隆全国共有61万名HIV病毒感染者，其中15岁以上的HIV病毒感染者有55万人。新华社

冷战时期就有中国妓女进入非洲？

纳吉奥接受Quartz财经网记者大卫采访时说，中国性工作者首次踏上撒哈拉以南的土地是在冷战时期。

1973年，中喀关系正常化。1987年中方援建的拉各都大坝（Lagdo Dam）在喀麦隆北部开工；中方援助的Mbalmayo医院和Guider医院也相继在1985年和1986年开工建设。大批中方医疗队、军事专家、工程师和机械师进入喀麦隆，上百名中国工人加入了援建队伍。然而，这些工人们普遍是只身前往，并未携带家属。除了繁重的劳作与思乡之苦，他们还面临如何解决性需求的问题。

纳吉奥在文章中说，援建初期，由于华人女性匮乏，大部分中国移民会在当地性工作者中寻找慰藉。但逐渐地，开始有中国性工作者来到非洲。最初，她们的服务对象仅限于中资企业华人，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喀麦隆人意识到中国性工作者的存在。

2000年，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其后中非贸易迅速增长，如今，中国已经连续六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更多的贸易不只带来了中国商人和廉价商品。像泰国和菲律宾这样的亚洲国家一样，越来越多的中国性工作者为了提高生活水平漂洋过海。

同时，中国的生意人和他们的非洲合作伙伴也意识到，性服务是一片有待开发的市场。于是，向那些对亚洲女性充满性幻想的非洲黑人们出售性服务逐渐成为了一个新兴产业。特瑞向搜狐国际证实了该情况的存在。“最初大部分中国妓女只服务于华人，并且是在高档的酒吧和宾馆中，非洲当地人难以接触。然而几年前，这一现象有所变化，已经有本地人可以接触到中国妓女了。”

一位曾在塞拉利昂工作过的华商向搜狐国际表示，的确有中国性工作者为黑人提供服务。这位商人说，他曾经在塞拉利昂认识一位很美丽的中国小姐，经常流连于各大昂贵的赌场。不仅有中国人找她，她在当地有钱的黑人间也颇受欢迎。后来，这位美丽的妓女因感染艾滋病去世了。而商人的一位朋友因为找过这位妓女也感染了艾滋病，在该女子离世两个月后，他的朋友也撒手人寰。

然而，中国性工作不愿服务当地人的情况并没有完全消除。《加纳时报》2009年时就曾报道称，有在非洲的中国性工作者表示，当地人被隔离在中国性产业之外，有中国妓女被老鸨告知不可以与黑人男性发生关系。

纳吉奥的文章对中国性工作者有一系列的评价。他认为，中国性工作者的到来改变了非洲男人对亚洲女性的观点。这些年来，非洲男性逐渐对中国女人失去兴趣。纳吉奥说，他的很多受访者表示，中国女性无法满足他们的性需求，很多中国妓女是被动的性伴侣，不知道如何让客户达到高潮。他的文章称“上海美人”被动、没有热情，与亚洲AV的女性相差甚远。纳吉奥的一位受访者这样评价：“大部分中国女人远看都有不错的身材，但走近一看就会发现，她们并没那么年轻，她们胸部下垂，平的像男孩子一样……”

喀麦隆留学生特瑞认为，纳吉奥文中的评价并不客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喀麦隆人对中国性工作者并没有一个主流的观点，纳吉奥只说了一部分人的意见。”

对于特瑞的指责，纳吉奥认为，这种评价是对他的误解。他说自己文章中对“上海美人”的负面评价大部分取自当地性工作者，而这些人由于面临来自中国妓女的竞争，本能表现出反击情绪，甚至会恶语相加。同时，纳吉奥向搜狐国际承认，给中国小姐贴上“巫女”的标签是当地性工作者阻止黑人男性与“上海美人”们交往的策略之一。他认为自己是否认同当地性工作者的说法并不重要。“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的主要职责是不夹杂个人色彩地记录事实，将当事人的价值观呈现在调查中。我是否认同或支持她们与学术并无干系。”

1.3万-1.85万中国妓女入侵非洲？

在纳吉奥引发的中国妓女媒体风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关于中国性工作者人数的说法：“撒哈拉以南非洲从事性工作的中国女性目前多达1.3万至1.85万人。”

率先报道这一数字并引发非洲媒体转载潮的Quartz记者大卫在接受搜狐记者采访时说，纳吉奥并未向他解释这一数字的来源，他觉得纳吉奥是估算得来的。而在接受搜狐国际的询问时，纳吉奥同样回避了这一问题。

纳吉奥认为，尽管他没有对其他非洲国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但从非洲各国当地媒体的报道看，中国性工作者与本地性工作者的竞争普遍存在。在2007和2008年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就曾报道称，加纳的本地性工作者举行示威游行，抗击中国女性抢占本地市场。纳吉奥表示，在非洲的低端性交易市场上，中国小姐与本地妓女之间的竞争如火如荼，异常激烈。

无论“1.3万至1.85万人”这个数字是否真实，中国性工作者出现在非洲都是不争的事实。可资参考的是，近10年来，公安部派员赴非洲解救被拐卖妇女的案例越来越多，在中文媒体报道中，这些不幸的女性几乎全部被迫从事性服务。而解救案件频发的国家，大多是中资企业和中国商人人口比较密集的国家，例如尼日利亚、南非、安哥拉、加纳等国。

老张（化名）是尼日利亚一家中国家具厂的小班长。他从2007年就来到了非洲。四年前，他在一家中国人开的赌场做起了厨师，在那段日子里，他和纳吉奥一样目睹了中国性工作者背后的故事。

老张所在的赌场不算大，也就两三台博彩桌，赌场的工作人员和赌客们基本都是中国人。在赌场开放的时候，经常有老鸨带着几个小姐来赌场寻找“猎物”。因为从事该行业的有好几个团队，每次来的还不是一帮人。老张说，她们身上散发着不一样的气质，举手投足都风骚得很，眼神随时在勾人。在这方面，男人有着天生的好“嗅觉”，每当小姐们进入赌场，哪怕是不说话，赌场的男人们也能很快知道究竟来了什么人。一般情况下，这些中国小姐们会通过经验判断有谁愿意和她们做生意，然后和人上前攀谈，有时候会聊聊天，而有些时候大家都心领神会，便可以直接谈价钱，进入正题。有些男人不舍得花钱找中国小姐，但可能会上前搭讪，说几句风骚话过过嘴瘾。

据老张向搜狐国际介绍，有些小姐住在中国城附近的老房子里，房子是她们的老鸨帮忙租的。老鸨的主要职责就是帮着小姐们联系生意，而带着她们去赌场、酒吧寻找客人也是生财途径之一。除了这些分散的团队外，当地的一些酒店和KTV也会招募自己的性工作者。老张就曾听人说，有些提供性服务的酒店或KTV规定，谁能从家乡带回一个小姐，奖励一万元人民币。

据老张了解，这些被从家乡带来的人在国内一般也是从事相同的工作，来非洲就是为了赚更多钱。因此，价钱也比在国内贵一些。一般来说，一次性交易100美元（约650人民币），包夜是200美元（约1300元人民币）。如果要来男方的住所进行服务，嫖客需要报销小姐的路费和吃住，这样价钱就还要更高。而一般工人毕竟不是富裕阶层，来非洲为的是赚个辛苦钱，并不愿意把钱花在这样的地方。因此，有些工人就算想找中国小姐也碍于囊中羞涩，只得作罢。

相较于高价的中国小姐，非洲姑娘就便宜的多，一般一次交易只需500奈拉（约17人民币）。老张所在的工厂附近有家黎巴嫩人开的超市，离超市不远有一家本地妓院。这家妓院就是家具厂的工人们解决生理需要的主要场所。他们经常几个人搭伙“去超市”，而所谓去超市，也就是去超市附近的本地妓院逛逛。但非洲流行的艾滋病也令他们与当地妓女性交时分外小心，工人们一般都要采取多层防护措施以保证人身安全。老张说，他在酒吧也见过当地的高档妓女，她们会跳脱衣舞，一般服务一次是10000奈拉（约300多人民币），但这个价位比一般的中国小姐还是便宜不少。

老张记得，2007年他刚到非洲的时候，从事性服务的华人商户也就一两家，这些年来越来越多。一方面是由于华人逐渐增多，另一方面也和当地娱乐产业日渐发达不无关系。时代的变化不仅给非洲带来了更多的中国性工作者，连性工作者与客户的沟通方式都随着科技的发达更加便捷。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老张怪寂寞，打开微信，打开“附近的人”，发现百分之九十的女性都是拉生意的小姐，有时候他也会和她们加个微信好友聊聊天，排解一下寂寞的苦楚。

然而，在非洲的中国小姐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有些年轻漂亮的会被老板们连续包养几个月。也有当地有钱人或者官员愿意包养她们。这些人通常二十多岁，长得有些姿色，长期出没于昂贵的赌场与酒吧之间，寻觅着自己的金主。老张说，这些高级妓女一般在微信“附近的人”上是看不到的。当然还有一些年老色衰的人，在中国人中没有市场，可能会服务于不算富有的黑人。老张曾听当地工人说找了一个中国女人，花了2000奈拉（约65元人民币）。而这样的价钱对于普通非洲人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了。

“也许他们是被骗到非洲的，这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

纳吉奥在2004年发表的论文中引述了一位当地性工作者对中国人的不满：“中国人让我们生活艰辛。你想开家发廊，开发廊的有中国人；你想卖蛋糕和甜甜圈，你会发现中国人也开始做这样的生意；你想做个小生意，发现中国人已经走在你的前面。哪怕是从事性工作，你都能看到她们。最后，我们简直不知道在自己的国家还能做些什么！”

特瑞认为这并不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主流态度，但确实有一部分人对于中国人占领非洲市场不满意。“在我们国家卖甜甜圈的一般都是穷人，他们以此为生。可现在，居然有中国人也来卖甜甜圈了，我们就会想，你为什么不在你自己国家卖甜甜圈，却来抢我们穷人的生意呢！”

2015年，特瑞获得了政府奖学金，来到北京求学，今年七月，她就要重返故乡了。现在特瑞更加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中国人在非洲卖甜甜圈，会有中国人在非洲从事一次20元人民币的性工作。“如果我是中国人，我更愿意在中国卖甜甜圈。也许他们是被骗到非洲的吧，这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

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联谊总会姒海会长在非洲生活了20多年，曾于2004至2006年间担任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执行长。在此期间，他接触过多起南非华人小姐无法忍受压迫出逃的案例。她们中很多人在来到非洲之前都被告知赚得钱是国内好几倍，但大部分时候，承诺和现实存在很大差距。经常有人来到非洲后发现受骗上当。

据姒海会长介绍，警民合作中心接手的求助案子中，有些性工作者是蛇头从国内招募来到的，以2至3万元的价钱将她们卖给当地从事该产业的老板。她们必须在老板那里做满3个月到半年时间还钱，之后才可以获得人身自由。也有人是老板从国内直接招募的。这些性工作者的生活环境较差，通常都是几个女孩挤在一个宿舍里，白天睡觉，晚上出来上工。由于她们语言有限，文化水平不高，生活圈子相对封闭，与当地社会没有过多的交流。

高乐从2006年起就在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工作，现任该合作中心副执行长。据高乐介绍，中国性工作者来南非的高峰期始于2005和2006年，后期，由于南非当地警方加强了对非法性产业的打击力度，许多从事该生意的华人店家都关张了。现在仍留下了一些散户。这些人三三两两在一起租个房子，打个小广告做这类生意。但这种工作还是存在一定风险。前几年，就有一个中国东北女人莫名其妙被杀，死在房子里。案件至今没有破获。

近些年，毒品开始在底层华人间流行开来，越来越多小姐来到非洲之后没挣到一分钱，还染上了毒瘾。“她们染上毒瘾后变得非常可怕，神志不清，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高乐说。有些人因为吸毒成瘾，钱都花光了，无法生存，就向警民中心求助，警民中心会尽最大可能联系国内的家属，联合当地侨办、妇女会等机构为她们购买机票回国。

据高乐介绍，2011年左右，有个来自连云港的小姐，因为长期毒瘾，整个脸都是黑的。她精神萎靡，无家可归，在街上到处流浪。有好心人看到后就把她送到唐人街。但她吸毒吸得已经产生了幻觉，几天之后又走失了。后来人们再找到她的时候，她的状态更差，随地大小便。“我们只能帮她买机票回国，但在飞机上她又大喊大叫，被赶了下来。”最后，这位小姐被送到非法移民遣送中心，被迫戒毒。三个月后，她的神智才稍稍恢复，最后，在警民合作中心和当地侨团的资助下被送回国。

还有些人被骗到南非后，卖身赚得辛苦钱都被老板卷走了，分文不剩。高乐记得，在2010年左右，他们接到了几个性工作者的求助，说她们的老鸨在要发工资之前就跑路了，她们干了三个月，一分钱也没有赚到。后来，据说这位老鸨由于犯有多项罪名，被从南非强行遣送回国，后被福建公安厅捉获，如今还蹲在监狱中。

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它们要么成为非洲本体媒体的真相与谣言混杂流传的猛料，要么成为中国媒体上警方海外解救案例的样板报道。“纳吉奥可能是目前全球唯一对该现象进行过学术研究的人。”纳吉奥的文章Quartz财经网记者大卫说。

纳吉奥在文章中坦白称，他不会中文，在调查中，他无法直接与华人性工作者交流。大部分华人性工作者英语和法语能力有限，他们之间的对话经常要依靠第三方转述。很多时候，转述者的语言水平只处于基础阶段。

纳吉奥目前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行学术访问。面对搜狐国际记者的多封邮件反复确认，他多少有些不耐烦，自始至终，他不愿意接受电话采访。

在最后一封采访回复邮件中，他解释称，他认识的很多中国性工作者最初来非洲并不是为了从事性交易。很多人是被雇主逼迫走上了这条道路。还有一些中国女性从事该工作是为了弥补她们贫瘠的收入。同时，纳吉奥也表示，某些事很难说是否合理。“有中国姑娘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美国，在旧金山或纽约的华人商店打工，每小时赚不到5美元的工资是合理的吗？”

他说：“至于她们为什么到更不发达的国家从事这个行业，我认为是因为非洲竞争没有中国那么激烈。”　　（感谢张梦圆、牛格对此文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