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在几千年帝王时代，死犯行刑前都要赏酒赏饭，让他酩酊大醉，饱餐一顿上路。可大讲“革命人道主义”无产专阶级专政的国家，认为是浪费，所以王先英才空着肚子挨子弹。

四川旺苍县连同巴中、苍溪合称川北老区，是红四方面军的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這里曾建立过苏维埃政权。

人们以为，三十年后的这里一定山青水秀，五谷丰登，老百姓一定过着丰衣足食的富裕生活，社会早已进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国度。没有想到毛泽东治理下的中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竟是“屋脊不见炊烟冒，十里难闻鸡鸣声，遍地饿殍尸横野，哪家没有哀嚎声”的悲惨景象。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旺苍县人民法院以抗拒改造，盗窃国家粮食罪，判处我有期徒刑五年。说来也许不会有人相信，这盗窃国家粮食的竟是三个知书识理的知识分子，所“盗窃”的粮食不足150斤，折合市价不足人民币约20元，现值也不过人民币300元。而法院却定为“盗窃罪”。因为我们都是打入另册的“右派分子”，别说150斤，就是一斤也得判你。为什么要去偷粮食?当时我们省公安劳改局所属的四一五筑路支队修筑广旺(广元到旺苍)，在繁重的劳动压迫下，粮食定量不足三十二斤，个个瘦得皮包骨，成日头晕目眩，走路东偏西倒，为了活命，借运米的机会，三人合谋私藏了一口袋。我是主犯，他们是胁从，我判刑，他们被记过。我们三人一是记者、作家，一是解放军上尉连长，一是县委办公室主任。

我判刑后，关押在兴文县公安局看守所。看守所座落在县城西北的一片空地上，占地约五亩，有12间监舍和一个大厅，呈“┍”形，对着监舍的空坝，是犯人吃饭和放风的地方。大厅是狱吏用来向犯人训话的场所。川北话监舍叫“号子”，理发叫“刨头”，我关押在第8号子，组长姓刘，原是公社书记，因强奸妇女，打人致残，已被关押了一年半时间，至今还未判;另外还有两人，一个姓王，是个黄毛未脱，奶气未干，不足18岁的孩子，夜里跑到粮站去偷粮票，为守夜人当场拿获;再一个姓张，是小松岩劳改煤矿的就业员，因不安心劳动，跑到西安去补皮鞋，以抗拒改造罪被抓，称为“二进宫”，经常遭到所长的拳打脚踢。旺苍的冬天很冷，气温平均在零下5度左右。我去的第二天正赶上降温天气，起床时那个姓张的“二进宫”晚了十多分钟，牛高马大姓杨的所长，破门跳上床，扬起脚上皮靴，有一脚无一脚地乱踢，嘴里还一边骂：“你狗日的‘二进宫’，懒猪，不起床，不起床……”皮靴踢在没有肌肉的骨架上，发出揪人肺腑“咚咚咚”的浑浊声。那姓张的犯人在床上滚去滚来的惨叫：“所长，饶了我嘛!所长，宽大我这一次嘛!”并不因为他的惨叫和求饶，杨所长停住了皮靴，“咚咚咚”的仍继续跌，后来停住可能是踢累了的缘故。杨所长喘着白白的粗气，抹着额上的汗，跳下床，瞪大家一眼，扬长而去。

看守所人犯每月口粮18斤，一日6两，早晚两餐，每餐3两。这3两不是米，是稻谷用石磨捣碎，连壳连皮搅在一起的粗米糠，然后再加上老莲花白外叶，渗水加盐熬出的菜不是菜，米不是米的黑汤粥。那粥盛在木桶里，青麸麸黑糊糊，散发着一股刺鼻的霉臭味，还不如解放前地主家喂猪的猪食。犯人分号子排成队，每人两大瓢，不用筷子，端着土钵往嘴里倒，倒完了，再用舌头把土钵舔净(不需用水涮洗，也没有什么涮洗的东西。)就这“猪食”，大家吃得蜜蜜香，要保命呀!

每到开饭(不是开饭是喝黑汤粥)时间，隔壁号子便响起“叮铛叮铛”的镣铐声，尔后走出一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弯腰抠头，戴镣披枷猴孙似的一具骷髅。组长悄悄地告诉我：“这是个抢劫杀人犯，已经判了死刑，就等公判大会拉出去毙。”在我印象里，抢劫杀人犯一定面目狰狞，五大三粗，臂圆腰壮，两眼厉气。可他那个样子，可怜稀稀，细小身材，细小眼睛，四肢干瘦，双目浑浊。那头就象猿人骨骸，下巴尖得象铁锹，深陷的双眼可以盛上两个鸡蛋。手铐是那种铁链相衔的土制手铐，一把铁锁把两个铐圈锁住，根本没一点活动空间，当地人称这种手铐叫“捧子”。他脚上砸着一付沉沉的铁镣，铁镣两极是一个砸住踝骨的铁圈，在铁镣当中有根铁棍，铁棍上端和手铐相衔，俗称“菸袋”。戴上这种刑具，腰伸不直也弯不下，既不能跑也不能自杀，只能成日曲着身，像一把弓。他每日两次从号子曲身走出来，又曲身两手捧着土钵去接黑汤粥，再曲着身用两手捧上土钵，把黑汤粥送到嘴边，一口一口地喝下去;再后曲着身，艰难缓慢地一步一步走回号子。我是个记者，习惯观察。发现他每次曲身捧着土钵喝黑汤粥时，双眼不断涌出泪珠，那一颗一颗泪珠连成一串，顺着干瘦无肉的脸颊，流到尖尖的下巴，再后从尖尖的下巴流到土钵里。他在喝黑汤粥，还是在喝自己的眼泪?。

“抢劫杀人犯，枪劫杀人犯，这么可怜，你到底抢劫了什么东西，杀了什么人啊?”一个难解的迷团，在我脑海里留下深深的问号。随着时间消失，我不断探听，终于弄清了他的全部情况：

他叫王先英，四川金堂人，家庭出身贫下中农，原是旺苍小松岩月亮河煤矿的就业人员。他第一次犯罪是偷公社红苕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满留场就业;这次是抢劫一筒老包谷米(约両市斤)，杀了一位七十多岁的五保户老人。。

我寻着他人生的足迹，流出的那冷涩眼涙，揭开历史的尘封，原来这是一个令人辛酸，又令人深深思考的故事：

1950年之初，按照共产党中央统一布署，全省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减租反霸”运动。初冬一个严寒之夜，在四川金堂一个农村，正在开斗争大会，斗争的对象是恶霸地主邓金山。黑压压的人群，一双双愤怒的眼睛，在木桶搭建的主席台上，四个扛枪民兵(当时叫武装)押着个身穿长杉棉袍的绅士跪在地上，接受苦主的控诉。

苦主叫王大成，是他家世代佃户。听人说，过去他两家主佃关系不错，来往密切，经常走动。现在闹翻身，讲阶级党悟，王大成在工作组的帮助下，成了斗争积极分子。他的主人邓金山，是个整死舅子不承认自己有罪，和剥削农民的“顽固分子”，搞得工作组下不了台。于是工作组经过深入的访穷问苦，终于发现了王大成这个对象。

开初王大成不愿意，说这是主人家，对自己不错，拉不下脸。工作组不厌其烦向他讲解阶级斗争的道理，向他揭示地主剥削农民的残酷事实，并私下作了暗示的许诺。今天他终于站出来，面对面的揭发、控诉主人邓金山，剥削压迫和欺负凌辱自己的事情：

“你邓金山，就是压在我们农民头上的一座山!我家三代租你8亩地，每亩一年交八斗米的铁板租。你算算，几十年来我家交了你多少租子?你吃的，你喝的，你穿的，哪一样不是我们农民的血汗?你说，你说，这是不是罪?”

“打倒地主阶级，消灭人吃人的社会!”

“吐苦水，挖穷根，受压农民要翻身!”

台下人头攒动，在昏暗的油灯下，人群中爆发出撕裂夜空的口号。

“你说，你说，你有没有罪?”

跪着木桶上的邓金山，被民兵掀起头，对着会场，他平静地回答：“你租我家田地，当然应该交租子。就像借钱还钱，杀人偿命一样，算是什么罪?”

“揍他，揍死他!”台下的吼声更大，一浪盖过一浪，但没有人跳上主席台。

“你没罪?你没罪”王大成青筋暴突，手在发抖：，忽然眼珠一转，拿出了杀手锏：“我再问你，那年初二，我女人到你家拜年，你为什么要伸手摸她，最后还，还……”

“还什么”他说不出来，跪着木桶上的邓金山，却呼天呛地的哭喊起来：“王大成呀，你要讲良心，我好久摸过你女人?我家是书香门第，世代清白，每年施米施茶救济穷人，四邻八舍谁不知道?你爹那年得了霍乱，死了没棺材，还是我家给的，难道你忘了吗?现在你怎么乱说起来，天啊，你睁睁眼呀!”

王大成一时无措，有点下不了台，台下农民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不再吼叫，穿灰制服的工作组立即拨正航标，提醒他道：“王大成不要怕，有共产党给你撑腰，他一个邓金山地主算什么?八百多万蒋匪军都柀我们消灭了，还制服不了一个地主分子。你说，他是不是强奸了你的妻子?”

“……”经工作组指点，王大成找到了打击目标，终于鼓足勇气抛出了最厉害的炸弹：“就是他，就是他把我女人裤子撕烂，活活地强奸了她……”

“冤枉呀!冤枉呀!我邓金山何尝干过这等事。”

“揍他!还想在铁的事实面前狡辩抵赖。”穿灰制服的工作组下命令了，四个虎彪彪的民兵闻风而动，大打出手，拳脚交加，棍棒共舞。在地上打滚的邓金山，尽管叫冤叫屈，却被雷鸣般的口号声所掩盖：

“打倒地主恶霸邓金山”

“为农民报仇!为王大成妻子报仇!”

不论怎么样喊怎么打，邓金山总叫冤枉。最后穿灰制服的工作组宣布：“恶霸地主邓金山长期欺压农民，奸污佃农妻子，在事实面前还百般抵赖，血债累累，罪不容诛，等待他的是人民的铁掌，押下去，把他关起来。”打得鼻青脸肿的邓金山被民兵架走，一路上仍在呼天喊地叫冤枉。

中共建政初，工作组权力大得很，组长都有权限毙人，杀个人像杀鸡。邓金山被关押在一间仓库里。守夜的是民兵，不怎样严格，一个晚上他偷偷跑回家，喝了不少酒，百思不得其解：王大成怎么要诬陷他?把他推上死路?一气之下，酒气壮胆，跑到厨房拿起杀猪刀，偷偷地留进王大成家，演出了轰动全县地主杀农民的“阶级敌人报复案”。后来，邓金山被共产党毙了，王大成却被工作组封为“烈士”，他12岁儿子王先英和7岁女儿自然成了“烈士”后代，享受着各种优厚的待遇。

毛泽东是个狂热的继续革命者，在他掌权后又总是用狂热的继续革命理论，来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以中国的革命一直处在狂热中。1957年毛泽东在一夜之间把近百万知识分子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完成了“封杀言论”“封杀舆论”的“伟大创举”，接着又在全国掀起了“三面红旗--大炼钢铁”的革命高潮。王先英先是在“大炼钢铁”的高潮中，捐出自己家里一切带铁器的什物，诸如铁锅、铁铲、铁勺、铁钩、铁箝，接着又把家中一切能助燃生火的家俱，投入了熊熊的炉海，再后是响应党的号召，扔下年幼的妹妹，扛上被盖卷，敲着锣鼓，打着红旗，远离家门去到边远山区茂汶县，寻找矿石。那时的中国好不壮观，遍地是高炉，处处流铁水，但所炼出的钢铁全是低质量的铁渣鉄饼，铸菜刀都下行，还能造机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