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形势所迫，毛泽东“超英赶美”的“伟大创举”不得不晏旗息鼓，为缺衣少食的“大跃进”划上了句号。王先英和千百万农民一样，扛着被盖卷，拖着疲备的身躯回到了家乡。这时家乡，再不是稻花飘香，炊烟袅袅，欢歌笑语，鸡犬相闻，出现在眼前的是断垣残壁，十室九空，饿殍盈道，冻骨遍野的渗景。他放下被卷，推开虚掩的家门，一股冷森森的寒意迎面而来。在那张破床上，躺着患水肿病的妹妹，无声无息，近似死人。妹妹一见哥哥，强力启开那双无神的眼睛，煽动着两片苍白干涸的嘴唇，不停地低低地呼唤：“哥哥，我饿，我饿……”他上前抱住妹妹，止不住泪水奔流，慌忙揭开米坛米坛空空的，不知早已冲涮了多少次，连一点糠渣都没有。原来他家早已断炊半月，每天维系生命的全靠公共食堂两碗大锅清水汤。他想哭，他想骂，这是什么世道啊?而眼下重要的是，如何安慰一下妹妹辘辘的饥肠，挽救那微弱的生命。
“哥哥，我饿，我饿……”这微弱、凄凉、哀伤的声音，在空旷寂寞森冷的屋中回荡、回荡。
他急中生智，从灶屋里找来一个破碗，渗上一点水，送到妹妹的嘴里，妹妹咽下水，用牙紧紧咬住破碗，在吐字不清的叫饿声中，渐渐闭上双眼。
“妹妹，妹妹……”他哭，他喊，饥饿之神，终于无情地夺走了他妹妹的生命。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外头。”这首歌词更适合于中共建政后的中国。在所谓“自然灾害”年代的中国，远比这还不平啊!人为的劫难，不知饿死了多少中国人，而饿死的这些中国人，绝大部分是“世代靠土地为生的农民”。年代专横人更专横，农民有地不能耕，有田不能种，纵在屋前屋后种点瓜豆，也是“犯法”行为，轻则斗争，重则判刑。
妹妹饿死后，他气冲冲去找公社干部说理，但得的回答是“诬蔑社会主义”，险遭斗争批判。他不服，在大队部门前转来转去。只见大队部双门紧闭，一股馋人的肉味酒香从门缝中透了出来。他恨得咬牙切齿的骂：“狗日的杂种，你吃，老子也吃。”他飞快的跑回家，拿着一个竹敲，潜到公社红苕种地，敲了一口袋红苕种，还未下肚就被民兵捉住。由于他嘴硬，说自己是“烈属”，公社干部嘲笑他：“你妈偷汉还是烈属。”他大骂公社和大队干部没良心，最后被县法院以盗窃破坏农业生产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送到旺苍县小松岩煤矿劳动改造。所幸劳改队挖煤炭生活比农民生活还好一点，加之他又能认罪守法，积极劳动，很快减刑当了就业员。
就业员是中国一个特有名词，通指“劳改释改犯”或“二犯人”。故名思义，即判刑犯人服刑期满，继续留场改造的人员。就业员和正在服刑的犯人区别是：犯人劳动没有工资，每月只有1.5元的零花钱，吃饭、穿衣国家全包;就业员国家不包吃饭、穿衣，根据你继续改造的表现，每月发给16元到26元人币不等的工资，除此休息天还可上街赶集，经政府干部批准还能请假回家探亲，但每天仍要学习劳动，继续改造思想。犯人刑满被政府宣布留场就业，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思想未改造好，放出去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二是此人有特殊技能或还有点利用价值。王先英属于后一种，他身强体壮，年青有力，一天可挖3—4吨煤炭，其创造的价值不低于50元人民币，而付给他的工资才五毛钱。常说资本家会算帐，其实共产党比资本家更会算帐。
王先英自当就业员后，叫他最发愁的事是肚皮问题。虽说一月有18元人民币的工资，但黑市粮票价每斤高达人民币5元，纵是一斤南瓜、红苕也要卖1—1.5元人民币。当犯人仅管吃不饱，但劳动强度没那么大，下班又不能走动，再饿也没办法。就业员每天必须完成任务，完不成除挨批挨斗外，还要扣工资;再有，就业员有活动天地，一饿了就想搞“进口货”。他一月那一点点工资，又能买什么呢?
于是，每天撑饱肚子，成了他人生头等大事。旺苍小松岩月亮河远离城镇，没有商店，没有饭馆(其实，那时城市也没有)，四周住着稀稀疏疏的农户。那年月农民一样饿肚子，一日三餐都向公社公共食堂，按人头领回一盆大锅清水汤，然后加菜加粮把它变得稠一点。好在山区人烟稀少，集居地多是一姓，宗族观念较强，不象平原农民户挨户，人挨人，相互监督严格。仅管公社推行比日本人还苛严的“三不准政策”(不准自行开伙，不准种自留地，不准盗窃集体财产)，农民却有自己的对策：不准自行开伙，我不开伙，在吊锅上煮一煮总行(川北地冻天寒，农民都有地炉，一年四季火塘有火，上悬一吊锅);不准种自留地，我不在家门前种，跑到大山里种，你管得着吗?不准盗窃集体财产，在稻谷、小麦、苞米成熟季节，大餐一顿总不能叫偷吧?平原饿死不少人，山区却是个例外，这叫“鞭长莫及”。
为了解决肚子问题，王先英每天出得煤洞，洗完澡换上衣服，第一件事便是去走乡串户，搞“进口货”。他身世可怜，加上嘴甜，手脚勤快，乐于帮人干活，很快结识了不少乡亲，其中一个叫刘长山的五保户，还把他认做干儿。刘长山孤身一人，年过七旬，当年闹苏维埃政时候当过村农会主席，不知是什么原因一直未婚，过着独门独户的日子。王先英自认他为干爹后，每天都要去看望他，帮他砍柴烧水，扫地抹窗，做得很认真。刘长山对他的回报是一碗残汤剩饭，少许菸叶，真解了王先英燃眉之急。他逐渐逐渐熟悉了老人家底。老人家里最珍贵的有两样东西，一是放在床下那把砍山柴的斧头，当年用它闹过革命，寒光闪闪锋利无比;二是挂在老人床头那一筒老苞谷米。這是他给生产队选种时，一颗一颗藏下来的，又大又饱满，黄晶晶，亮闪闪，好似一颗一颗的珍珠。故摆在床头，每日看它三遍，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煮来吃的。庄稼要想收成好，一是地肥，二是种壮，不看这一筒老苞谷米，播到地里会绿一片山，故视它如金。王先英对这筒老苞谷米垂涎三尺，但却没有吃下肚皮的妄想。俗话说“事有该得”。
1958年苏联老大哥发射卫星上了天，各国各地便有了“放卫星”一说。这“卫星”不是“人造卫星”，泛指高产高效。王先英所在的煤矿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干部号召挖煤放“卫星”，从过去每人每天挖三吨，提高到10吨。谁放了“卫星”，政府给谁奖励，奖励什么不清楚。王先英是改造极积分子，一贯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他赤膊上阵，一口气在井下干18个小时，挖了近12吨煤，放了一个大大的“卫星”，可是政府并不给他的肚皮放“卫星”，粮食一两未增加。半斤粮食的米饭胀不饱肚皮，饿得浑身上下虚汗淋漓，头昏眼花，怎么办?
找干爹去。他拖着沉重的双腿，推开刘青山虚掩的房门，老人正在睡觉，鼾声象打雷。他偷偷地揭开锅盖，锅里一锅清水，连粒饭渣也没有。他发晕的脑袋上那双饥饿的双眼，不停在屋中搜寻，眼睛不自然地落在那装老苞谷的铁皮筒上，黄亮亮,金灿灿,那不是老苞米,是一颗一颗的金子啊!他知道那是老人的命,是不能动的东西。但是，人的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正如大自然的雀鸟，明知那是猎人张的网，为了饱肚，仍会飞去抢食。此时的王先英，早为饥饿之火烧灼，顾不得危险，顾不得干爹视之为金子的宝贝，蹑手蹑脚走到床前，准备取下这筒老苞谷米。可是伸出去的手却僵住了，许许多多的问号爬上了心头：我这样做，对得起干爹吗?别人把我当成儿子，我却去偷别人，还有没良心?万一被捉住，又会判刑，这样划算吗?浑身哆嗦，双手打颤，来回几次，下不了决心。突然，苞谷的香味引得他口馋，那饥饿之火似乎越烧越猛，吃，吃饱了肚皮，枪毙都愿意。他再次伸出手去取盛苞谷米的铁筒，由于用力过猛，加上心情紧张，“哗啦”一声，老苞谷米连同铁皮筒砸在地上，惊醒了睡梦中的刘青山。老人翻身坐起，怒不可遏，两眼圆睁，指着他骂道：“王先英，你这个没良心的杂种，我给你吃，给你喝，你还来偷我……”
人忙无计。不知是出于紧张还是惊吓，王先英从老人床下摸出那把锋利无比的斧头，猛然地向刘青山头部砍去，只听老人一声惨叫，一股难闻的血腥味从黑暗的木板房冲了出去。王先英怔怔地站着，一手提着满是鲜血的斧头，不知如何是好?老人的惨叫声早已惊动在田间锄麦的社员，大家拿着锄头跑来，看着这血淋淋的一幕，惊呼地叫出：
“杀人了，快叫公安局”。
“杀人偿命，欠帐还钱”古之常理。在公安局的审讯中，王先英痛哭流涕，声声说对不起老人，骂自己没良心，不是人，愿以一死谢罪。在宣布判处死刑那一天，预审员问他：“王先英，你还有什么要求?”
他扬起头,环顾一下四周，摇摇头，随即补一句：“枪毙我前，给我吃一顿饱饭行吗?”
书记员是个女孩子，涉世不深，听到他这个要求，不知为什么,眼里竟流出了酸涩的泪水，不停用手绢擦脸。预审员冷冷地,不动声以的回道：“这是看守所管的事，我们无权答应”。
王先英被押回监舍等待执行，成天成夜想着的是在临死前吃顿饱饭。每天看守和武装要来查看监舍，为了保证在行刑前犯人不发生意外。只要王先英一见着他们就要报告：“报告所长，给犯人吃顿饱饭嘛!”
杨所长虽然凶残，但对死刑犯临死前这一微弱要求，也不好怎样拒绝，总是冷冷的，用似同意又不同意的口吻回答：“妈的，你慌什么，老子知道。”
“报告武装，给犯人吃顿饭嘛!”武装是他行刑的执行人，他们三三两两来看他，并不是想到他饥饿问题，而是研究行刑的子弹怎样才能射中的心窝，是一枪毙命还是两枪毙命?借以表现自己高超的技能。所以他们的回答十分直接简单：
“吃什么饱饭?死都死了，还想浪费国家粮食。”
王先英不放弃企冀，不放弃追求，不放弃临死前吃一顿饱饭的“奢望”，不论所长怎样拒绝，也不论武装怎样漫骂，只要一见他们，他就扬起那张瘦得近似猿猴的脸，竭尽地叫喊：
“报告所长，给犯人吃顿饱饭嘛!”
“报告武装，给犯人吃顿饱饭嘛!”
企冀、追求、“奢望”，死前一顿饱饭，既可怜又揪心，人到这份上还是人吗?听老人讲：中共建政前犯人在行刑前要赏酒饭，饱餐一顿再让他去见闫王。这顿酒饭十分丰富。好酒好肉摆一大桌，让犯人喝得酪酊大醉，再五花大绑穿过闹市，死得有盐有味。中共建政后的当权者，认为是陈规陋习统统废掉。由于王先英没有实现“吃一顿饱饭”的愿望，所以每天曲身走出监舍，双手捧上土钵，喝三两糠壳混菜叶黑粥汤的时候，才无声地哭，无言地泣，最后连同自己的眼泪一道喝到肚里。事也巧，在他行刑的头天晚上，杨所长因太太生日喝醉酒，忘记了心里曾有过的许诺。第二天上班，他在办公桌上看见了王先英执行日子，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即叫伙房操办：半斤肥腻腻的肉，一斤白生生的米饭，装在一个大钵里，不知是杨所长吩咐迟了的原因，还是伙房送肉饭的人走得不快，反正那热腾腾的饭和那香喷喷的半斤肉，还未送到刑场，那夺命的清脆的“叭—叭—叭”三下枪声，已经穿空响起。送饭的伙房犯人回到看守所，向杨
所长报告説：“王先英，没吃上，晚了一步。”
杨所长骂了一句：“妈的，吃不成算球了，晚上加点蒜苗炒成回锅肉，端来给老子下酒。”
王先英死了，死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十一点五十分。地点：四川省旺苍县河埧，当天的刑场。不知他见了阎王该怎么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