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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在中5名脱北女性进行的深层采访，窥视2007年朝鲜女性的生活状态。她们是最长7年前最短在去年末脱北的女性。
1997年到2006年的10年间渡过图们江的这些女性，共同感受是“在朝鲜作为女性的生活被彻底摧毁。”
虽然，朝鲜女性担当负责家庭生计的90%以上的过重的经济角色，在家庭仍受到不平等待遇。但2000年以后，女性的生活面貌发生很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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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决定一切的朝鲜女性的生活
决定朝鲜女性生活质量的标准也是金钱。虽然是只剩下躯壳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到应把牌子摘下来的程度。
从朝鲜当局得到富足配给的中央党或军队的高层干部以及通过做生意赚到钱财的新兴富人们属于上流阶层，而只依靠农场配给或市场买卖的大多数居民的生活只达到满足于填饱肚子的水平。
在平壤上大学，接触过很多上流阶层子弟的金英顺称，“我们班级的中央党高层干部的女儿直到上大学之前，过的是与普通百姓隔离的生活，因此不了解朝鲜的现实。以为所有人过着与自己一样的生活。”
金氏讲述的朝鲜高层的生活面貌与我们所知道的朝鲜现实相差很大。她说，“一方面觉得很可恶，一方面又觉得新奇。在朝鲜，贫富差别比男女差别更悬殊。上大学时哭过很多次。”
“那位朋友以自己为标准去判断一切，因此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她跟我说回家后，用蜂蜜、奶粉和鸡蛋黄搅拌在一起做面膜，每天还抹6千元一个的漂白面霜。我怎么也无法理解她说的事情。”
“她还说每个星期天跟母亲一起到个人家做美容和按摩，还做离子烫。她们家大冬天也能吃草莓，冰箱里还放着从外汇商店买来的冰淇淋，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吃。她还建议我吃猪蹄儿，它能使皮肤变得更嫩白（笑）。阳伞、长靴和衣服等都用外国货。她还炫耀家里买了韩国搅拌机。她说以前用的是日本产品，最近也用韩国产品。”
她说的朝鲜上流阶层女大学生的消费水平，连记者都觉得惊讶。“干部子弟们还做隆鼻、双眼皮手术和牙齿矫正。用的化妆品都是韩国的。她们不告诉我是在哪里买的，听说是通过黑市交易购买。确实用好的化妆品化妆更漂亮。她们之间还有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使用多少钱以下的商品。”
她还说，上流阶层的女大学生们不满足于现有的生活水平，热衷于寻找能享受更高经济生活的新郎。
“追求她们的男孩子们大多是某个外汇商店的儿子或大学校长的儿子等。她们给我看自己收到的礼物，都是皮制的书本或娃娃玩具等。我说“你很幸福吧”，而她说 ‘想跟比自己家更富裕的男人结婚’。我反问道‘按你家现在的经济水平，只看人结婚不也可以吗？’但她说‘有钱的人一般羡慕更有钱的人。我上大学也是为嫁得更好。我想去外国生活。’”
比起她们，父母在农村种庄稼的金氏的学校生活很是心酸。她说，“我家给我寄来4万元钱，但除去给学校交的费用、买书本和伙食费，钱总是不够花。大学生们的生活受规则的限制，无法想象去挣钱。只能省着花父母寄来的钱。”
“上大学时最让我苦恼的是袜子。女大学生们必须穿裙子，但长筒袜一个卖2千元。就算穿破了也不敢买新的，只好缝着补着坚持穿。鞋也是买了中国产质量不好的，那也当成宝贝去穿。我喜欢吃冰淇淋，但贵的因为味道甜吃了还想吃，因此实在想吃的时候就买冰块里加糖精的一个卖50元的冰淇淋。”
但比这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不是根据实力而是要有钱有势才受器重的朝鲜大学氛围。“一到考试期间，我拼命读书获得了满分，但中央党干部的女儿大概应付考试，也能打满分。只要行贿一盒烟，便能得满分。这最让我感到气愤。”
另一方面，因为做生意的关系经常出入平壤的李银姬说，“平壤也不只是住着有钱人。”“中央党干部集中居住的中区都说很富裕，但居住在船桥区或大成区平房里的居民一般做一天生意吃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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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还说“我认识的一个家庭的丈夫说是要找工作在家待着，妻子承担全家的生活。因拿不到配给粮，通过在市场做买卖维持生计，一天挣3000元也不容易。一天只能吃一顿米饭，其余都吃面条。她们的街坊邻居生活状况都差不多，没有一家有彩电。她家的小女儿上高中3年级，一天到晚说饿。父亲煮了邻居家吃剩的狗肉残渣，和女儿吃得津津有味...”，说到这儿便神情黯然。
金英顺在上大学时，有一次到黄海道地区做农村支援，看见农村窘迫到近乎残酷的生活状况把自己带去的衣服全都给了他们。
“他们生活在快要倒下去的窝棚里，吃的是玉米粥。黄海道原来以盛产大米而有名，如今生活为什么变成这样真是看不过去。我听说他们的一年收成除去上缴国家的军粮米和肥料费等，只过一两个月配给粮便露底。又不能到哪儿去做买卖，所以只能这样饿着。”
生活环境本身恶劣，因此女性的生活更不用提。“地方的居民连洗发精这一名词都没听过，我们拿它洗头发他们便问那是什么。因为香皂的价格贵，在沙丁鱼油里倒水碱做香皂。拿它洗衣服，衣服上净是沙丁鱼味道。女人们也用它洗头。”
金氏辛酸地说，“相反，生活富裕的同学们用日本产洗发水和护发素一套。最近，听说主要用韩国产品。用它洗头发香味会更持久...”。
◆ 朝鲜不存在性问题？
到1980年代为止，朝鲜还未出现性开放。因保守思想在意识形态中尚存，还有社会主义集团体制下重视纪律的风土，性问题没能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主题。
但最近，由于外部世界的信息源源不断地流入，正在形成对性问题比较自由的氛围。但朝鲜女性也未能摆脱性暴力威胁。
安美兰说，做买卖的女性独自一个人在地方跑，因此时而成为男性性暴力的对象。
“我认识的一位大嫂做的是从平壤到咸兴的倒卖生意。她说坐火车时经常遇到此类事情。因为火车中途经常停车，大半夜坐在火车的时候多，但火车上哪有电灯。大嫂的年纪有50岁左右，那也有男人靠近摸她的身体。女人们经常遇到这种事情最后便默认。回家后跟丈夫提起自己的遭遇，他当场说不要再做了，但除了做买卖没有另外的生存之道，只要继续跑买卖。做倒卖生意的女性都有这种心理准备。”
这种问题最为公开化是在女性的劳动党入党问题上。姜顺女说，“一入党女性也能成为高层干部，因此想入党的女性有很多。女性待在家里便受到女盟组织的限制，生活疲惫。但对入党的女性，不轻易去碰。”
“但女性入党时肯定要给干部献身。听到某女性入了党，周围人都知道她肯定遭遇了这类事情。特别是退伍女兵肯定要入党，这是最基本。因为此类事普遍化，是谁都承认的问题。”
在朝鲜原则上禁止性交易，但1990年代中期发生粮食危机之后，一大城市的火车站为中心逐渐扩散。性交易是女性所能选择的最后的生存手段。
李银姬说，“在平壤火车站，老奶奶靠近男性询问需不需要等候住宿。等候住宿，意即民宿。男性说有意，她就指着站在火车站里的女性告诉价格‘这边是1万元，那边是2万5千元’。那些女性不是站在一起，而是各自站在人群中间。价格按长相和年轻程度分高低。男性挑完女性便能一起走。”
还说，“这些女人当中还包括叫花子。听说，粮食危机时期女大学生们也站到大街上卖身。”
除此之外，因为性教育的缺席产生的问题也不少。朝鲜青少年几乎未接受能称之为“性教育”的教育。对女学生，在实习科目上讲受关于卫生和健康以及如何抚育孩子的知识，而不告诉有关男女性关系方面的事情。
有一天与金英顺上同一大学的朋友向她倾诉，“我得做流产，帮帮我吧”。在朝鲜的大学怀孕是以一旦被校方知道便会受到退学处分。但金氏也不知道相关知识，不知如何是好。
“朝鲜的女性出生后从未受到相关教育。不知道何谓避孕套，也没有避孕药。我只好去附近的诊疗所给医生一盒猫牌香烟求他帮忙。结果，他介绍我们去找区医院的妇产科医生。但在那里也得给妇产科医生行贿。医院不提供伙食，还要自己拿相应分量的粮食。花了3万元钱，那位朋友平安地做完手术。”
“医生说，做这种手术的女性很多。有些女性因没钱还因害羞而不找医院，用民间土方试图做流产的过程中，反而伤身体。朝鲜女性因为受到此类教育，从母亲那里听到的都是在鸡蛋里放醋喝或从峭壁掉下来便能打掉腹中胎儿的偏方。医生说那样做会伤身体千万不能去做。但在医院，要交足够的钱才能让身体更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