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生最恨为尊者讳，但这一次我却要为死者讳。不过也只是掩其姓名，并不掩其事迹。我与郁君的首次见面是在分场场部欢迎我们新人的联欢会上。六九年底，我们一行数人千辛万苦总算到了云南农场的红旗分场。当年的中国，不比现在，若是不能搞出个像样的文艺宣传队，当领导的面子上比今天连年亏损的工厂厂...

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左得不得了，有些事情他们做到了极其荒谬的地步，窥一斑可知全豹，从一些小事可以了解他们的嘴脸。我曾亲身经历的一次卖糠，使我更深刻地了解了那个年代，那种极左思潮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想来，这也不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那时没有农贸市场，农民也没有更多的农副产品需要出售，自家...

那年秋天，我被生产队指定为看青的（看护已割倒在地里的庄稼防止被人偷盗）。一天夜里，生产队长关德清带领我执勤。半夜时分的凉风吹得我一会儿一泼尿，又饿又冷的感觉一块袭上心头，人困马乏的我恨不得立刻回到青年点热乎乎的炕头睡上一大觉。这时，我听到队长亲切地招呼我：小东，咱俩烧抔豆子暖和暖...

冀中平原中部，清澈的孝义河蜿蜒流过，河岸杨柳依依，广袤的田野上，青翠的庄稼环绕着古朴的村子。我的祖先曾在这里生息。这就是我的老家。1920年，少年的父亲外出求学离开了这里。在疯狂的文革中，我作为知青下乡来到这里。头一次知道，我家有如此多的亲族。远的不说，我祖父有五个儿子，四个在外...

我下乡的开原县三家子公社前三家子大队，地处清河流域，是水稻产区。每年秋后，我们知青每人都能分到三四百斤大米，那是我们一年的口粮。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除了逢年过节，人们几乎吃不到鱼肉蛋，也很少吃到大米白面。住在城里的市民，买粮要到国家指定的粮食供应站限量购买。每人每月三两豆油，三...

生产队早已知道知青的到来，提前就安排了一名社员为我们做了午饭。由于当时条件艰苦，我们的一日三餐总是玉米面大饼子和白水煮白菜，而且天天不换样，连酱油和味素也舍不得放，吃得我们个个胃里反酸水儿。大家企盼的是，菜汤上面若能漂出一点油花儿或者放入几块豆腐也会让人有点食欲啊！秋收割地开始后...

1970年9月，我下乡到辽宁省开原市三家子公社前三家子大队当知青。一个月之后，生产队长找我说：队委会昨晚开会了，大伙认为你的表现不错，决定让你参加队里的分配领导小组参与制定队里今秋的分红方案。此外，队长还让我明天上任护青员（俗称看青的），也就是看护地里的农作物不被他人盗窃或被牲畜...

读此文前，须了解什么是九大碗。所谓九大碗者，即九碗猪肉是也。惟九碗猪肉内容不一，做法各异。其称大者，盖九大碗一般见于农村婚宴喜庆场合，非平常时节所能吃到，故冠之以大来区别。又中国人以大为荣，譬如满清号称大清，朱氏王朝号称大明，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也依然硬挺着脖子自称大宋。风气所及...

前几天，霍太太收拾书房里的文件柜，在乱得像碎纸机一般柜子里居然找出来霍先生的初中毕业证书。上面写着：学生霍XX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在本校初中三年级学习期满准予毕业。北京第四中学革命委员会落款的时间却是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扉页上赫然印着当年人人耳熟能详的谆谆教导：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

我是一九六九年年底和几个朋友到云南西双版纳橡胶农场插队的，一直干到一九七二年的四月。后来回到京城，理由并非是病退或者困退。我是以探亲为由从农场脱身的，因而也就免去了上下打点、疏通关节的尴尬。一路上走走停停，当年六月回到北京，借住在景山东街的教育出版社大院里。出版社是已被撤销的单位...

我们这一代人是被赤色思潮毁掉的。有人说无悔，那是他的权利。我想大部分知青不会认为“无悔”，我说的“大部分”是根据事实的。我曾跟李锐先生聊过，问了他一句：“你17岁上武汉大学，我16岁就不能读书了，连高中都没读，就到乡下去了，难道你们辛辛苦苦提着脑袋闹革命，就为了我们没有书读，读得比你们还少？”锐老连说：“是是，这是不对的，不对的！”

和半导体相伴的日子比煤油炉还长，从插队开始就听半导体收音机。听广播，最早跟着姐姐在家中的无线电听过越剧，也就四五岁光景，不记得那缠绵的腔调，却知道剧名：《追鱼》、《血手印》。后来有矿石收音机，俺哥组装的，没有遮盖，是赤膊露点全裸的，很黄很暴力的样子。构件器官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1969年，一首歌曲在江苏省江浦县一个南京知青的小茅屋里诞生。从此，它在知青中辗转流传，从寒冷的塞北草原到西南的热带雨林，从西北的戈壁沙碛到东海之滨的盐碱荒滩，哪里有知青栖息的足迹，哪里就可以听到这首歌的歌声。这就是曾在全国知识青年中普及最广的《南京知青之歌》。这首知青之歌带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