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9月，我下乡到辽宁省开原市三家子公社前三家子大队当知青。

一个月之后，生产队长找我说：队委会昨晚开会了，大伙认为你的表现不错，决定让你参加队里的“分配领导小组”参与制定队里今秋的分红方案。此外，队长还让我明天上任“护青员”（俗称“看青的”），也就是看护地里的农作物不被他人盗窃或被牲畜啃吃。

听了队长的这一番话后，我心里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要知道，当时的“分配领导小组”和“护青员”，可不是啥人想参与就能参与，想当就能当上的。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许不太明白这其中的奥妙，那可是组织上对一个年轻人的极大信任啊！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那时让我参与队里的“分配领导小组”并任“护青员”，似乎就像今天的领导提拔我到一个关键的岗位担任重要职务一样。

对此，当时的我有两种的感受：

一是我觉得是队长看重我有一定的政治素质，能了解国家有关粮食的分配政策，会为队里秋后分粮提供“既不违反国家的粮食政策，又能提供让农户尽量多地分到一点口粮”的参考意见（那时，国家对粮食实行严格的统购统销政策，只允许农民留下有限的口粮，不允许私分粮食）。

二是我觉得队长让我担任“护青员”，是看重我没有私心杂念，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向不良现象作斗争。也就是对偷粮者不循私情，敢于得罪人。

这样一来，我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决不能辜负队长对自己的希望。我常常暗暗的要求自己，要更卖力气的干好农活，要更好的表现自己。特别在“看青”的过程中，遇到乡亲们“捡地”（农民到已经收割后的地里捡落在地里的粮食穗）。我总是表现得“一本正经”，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亲们面前六亲不认，甚至“两眼一抹黑”地大呼小叫，不允许乡亲们捡粮。我觉得自己身为“护青员”，一定要坚持原则，绝不可以在好友面前“开口子”，更不会慷集体之慨，将落在地里的粮食送人情。

也许是我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没过几天，队长又让我担任生产队的记工员。就是要每天给出工的农民计工算分。用今天的话来说，有点儿像一个企业的现金。

在队部（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有一个木制的大镜框，玻璃里面是一个很大的记分表格。最左侧的表格里面填写着每个社员的姓名，右侧是每月从1号到31号的日期，下面则是每个社员每天的出工记录空格。我的任务，就是负责将每个社员每天出工的状况，填写到空格里。

记分表是上墙公示的，有利于大家的监督。既防止有人不出工照样得到工分，也防止由于漏记，出了工也没有得到工分。这就要求作为记工员的我，必须一丝不苟地完成这项工作，不允许出任何差错。

到年末，由我负责将每个月的表格汇总起来，就是每个社员的年终收入总额。首先由生产队的会计，计算出生产队全年的收入总额。然后由我核算出全体社员的全年总工分，再用总收入除以总工分，就可以计算出每一分的分值。最后，用分值乘以你全年累计得到工分，就是你全年的收入。

由此一来，我的责任重大。因为每一名社员的全年收入都掌握在我的手里，我的记工工作不能有丝毫的差错。有时，因为工作需要加班加点，队长会临时给加班人加分，我必须及时将加分记入到记分表里。哪怕头一天晚上收工太晚了，第二天早晨我也必须起早记录。否则忘记了记工，出工社员就要受损失；有时，有人请假没出工就不能积分，如果错记了出工，集体利益就会受损失，其他社员也会以不公平而指责我。总而言之，一点也不能错，错一点我也负不起责任。

到年末，我还要把所有人的工分汇总交给会计，会计按照我核算出的汇总工分，作为发放年终红利的依据。

记得，那时候我们在生产队干活，每人一天的工分是10分，知青当年的工分是8分。1970秋，那一年我们队的效益非常好，每一分的分值是0.113。换算成农民的一天收入就是1.13元。这样的分值，在当时经济欠发达的开原县来说，实在算得上较高的水平（经济中等的生产队，农民的一天收入大约五六毛钱；少的，不过三四毛钱）。即使如此微薄的收入，在当时来讲也是相当的不容易。那时的我们，从早天亮开始下地干活，一直干到天黑收工，一天的劳作时间不止12个小时。如此的辛苦付出，每天只能挣几毛钱，到秋后的算账，还要向生产队再倒找几百块钱。

2022-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