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美国前国务院高级顾问、战略思想家余茂春教授在《华盛顿时报》发表题为《中共国与战后国际秩序：共存的徒劳》的文章，直指“我们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永远没有和平可言。”这句话震撼政坛，也揭示出中共与自由世界之间的根本性对立。

余茂春的国务院同僚称他为“国宝级智囊”。他以清晰的历史逻辑和现实证据指出，中共从意识形态到制度设计，都与世界秩序格格不入。他写道：“认为可以通过与北京艰难的谈判，期待中（共）国遵循市场福音、尊重法治，从而引导这个共产国家走向民主资本主义的信念，一直都是一种幻觉。”

他进一步阐明：“三十年的接触政策已经证明这是错误的。中（共）国并没有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而是与之发生了碰撞。这场碰撞是结构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并且不可调和的。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与中国共产党和平共处，不是不太可能，而是根本不可能。”

余茂春指出，中共模式的根源，是建立在封闭、谎言和权力控制上的体制，与以开放、互惠、法治为基础的自由秩序水火不容。中共通过信息封锁和思想灌输制造隔绝，“每年有将近30万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而在中国的美国学生却不足1000人。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学生，背后对应着近3000个在美的中国学生。这种失衡是中共有意为之。”

他继续揭露中共的信息管控体系：“美国人可以随意下载TikTok，而中共封锁了所有美国社交平台——包括Facebook、Twitter、YouTube、Instagram、Gmail、LinkedIn和Google。数以亿计的中国公民生活在被封闭的信息世界中，他们甚至相信新冠病毒起源于美国实验室。这并非误解，而是系统性的洗脑。一个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政权，在国际事务中也不会以诚信行事。”

在经济领域，余茂春更是直言：“中国企业可以自由收购美国资产，而美国企业在中（共）国却面临无穷无尽的壁垒……北京追求的目标不是共同繁荣，而是非对称性的收益。以为靠耐心能改变这一切，就像当年相信希特勒的承诺或勃列日涅夫的保证一样天真。”

他指出，中共体制与自由市场格格不入：政府操控汇率、补贴国企、通过政治命令分配资本，非国有企业的生存取决于党的恩准。马云的命运即是例证——“中国的财富不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而是可被随时收回的‘暂时性财富’。”

余茂春强调，中共“在本质上仍是一个共产主义独裁国家。党高于一切；产权概念不存在；法院服务的不是法律，而是共产党的权威。外国公司被迫交出技术、忍受监控、面对知识产权被盗的风险。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所谓‘接触’，不是合作，而是勒索，而勒索不可能维持共存。”

他还指出，中共的野心“远不止于国境之内”。“一带一路”并非发展计划，而是控制手段：贷款制造依赖、依赖滋生顺从。港口、电厂、铁路等项目都是战略工具。与此同时，中共军事化南海、威胁台湾、支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表明其目标是“改写全球秩序”。

因此，余茂春断言：“这场冲突无法避免。西方世界建立在开放、互惠与法治之上，而中国共产党则建立在秘密、胁迫与党权至上的基础上。这不是可以‘协调处理’的政策分歧，而是根本原则上的对立。”

他指出，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与菲律宾等国通过“四方安全对话”（Quad）、AUKUS等联盟集结力量，正是因为他们明白：“与中国共产党共存是一种幻想，而幻想无法保卫自由。”

文章最后，余茂春发出明确信号：“幻想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共）国不是一个等待说服的合作伙伴，它是一个封闭的社会、非市场经济体、带有全球野心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它的体制使得共存不是困难，而是根本不可能。我们面前的选择十分明确：要么中（共）国接受开放与互惠的原则，要么它就继续被排除在它试图颠覆的国际秩序之外。”

回顾历史，这一警告并非空穴来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的“技术引进”、赫鲁晓夫的“我们会埋葬你们”，都揭示出共产主义体系一贯以欺骗和渗透为生。正如“冷战之父”乔治·凯南所言：“苏联政权本身包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他的比喻恰如今日的中共——“像池塘里的薄冰，看似坚固，却无法承受任何力量。”

1991年苏联的轰然崩塌，预示了所有建立在谎言与暴力之上的共产政权，终将重蹈覆辙。正义或许迟到，但从未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