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为什么如此懦弱》一文中，我们讨论了欧洲为什么在今天表现出一种与其经济实力很不相称的懦弱。这当中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一点，也许与承平日久的大背景不无关系。

由此，就引申出一个问题，是否存在这样一种现象：盛世易左，乱世易右？当然，这句话只能从关联性或概率的意义上来理解，并非是一种绝对的规律。

下面说说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乱世不见佛，盛世不见道

中国有句古话，叫“盛世古董，乱世黄金”。说的是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处理财富的方式是不同的。这句话同时也说明了，盛世与乱世的差异是影响人们的选择或处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实，在中国古代还有一句话，乱世不见佛，盛世不见道。意思是，在战乱、动荡的年代，佛教徒大多选择避世修行。因为佛教主张超脱世俗、脱离苦海，乱世中往往会关闭山门、隐匿于山林，专注于自身修行，较少直接参与社会事务。

相反，在乱世中，道教常有人入世救苦，比如古代战乱时，在行医、救灾等事务中，就常常可以见到道士的身影。所以，自古以来，在天下大乱的时候，往往会有道家的旷世奇才出世。

从周朝的姜子牙，汉朝的张良，唐朝的徐懋功、李靖，宋朝的苗光义，再到明朝的刘伯温，以及诸葛亮、范蠡等，都是道家人物，这些人物基本上都是杰出的军事家或政治家。

而在太平、繁荣的年代，道教徒则多选择隐世修炼。因为道教追求清静无为、顺应自然，在盛世时更倾向于在道观或深山中专心炼丹、养生、悟道，不主动融入世俗繁华，也较少公开干预社会，所以在盛世中也容易让人感觉“见不到”。

而在盛世中的佛教，往往是多开门弘法，传播教义，出现寺庙兴盛、香火缭绕的景象。

“我们的总统们，变得狂妄自大”

我们再看一段话，各位仔细品味一下。

2023年3月3日，卢比奥在美国参议院发表了一个题为《对付中国，美国必须刀口向内》的演讲。下面是这个演讲中的几段摘录：

卢比奥在演讲中说，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挑战，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美国的问题，是美国这三十年来糟糕透顶的战略路线，让中国成为最大对手。美国输了，我们输了，我们勇敢承认吧！核心不在中国，而在美国自身。因此，美国必须彻底刀口向内，改变美国自己。这是他演讲的主题。

卢比奥的立场大家都知道。我觉得对于我们讨论的问题来说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这个演变过程的看法：

他说，核心问题是，美国几十年来的两党共识，这种深入美国经济和政治，深信全球化会带来财富与和平的共识，几乎成了美国的国家信仰。美国认为当人员、商品、资金在全球自由流动后，就能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几乎所有问题。这种深信全球化的观点，构筑了美国的政治体系，构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根基。

他说，你还别说，这套观点在二战后50年里还挺有用，基于这观点美国构建了一个二战后的西方自由市场。西欧，日本等国家，二战后从一片废墟中繁荣起来，全都仰赖于美国深信的这套自由市场理念。这些国家繁荣起来后，反过来会成为美国的重要市场，这也让美国持续繁荣，这是种良性循环。而更重要的是，美国通过这种自由贸易的良性循环，塑造了这些国家的价值观，让这些国家拥有和美国一样的价值观，成为美国的坚定盟友。总体来看，二战后50年，也就是1945-1995这段时间，美国的这套自由贸易，传递价值观'的运转体系，是成功的。

然后冷战结束了，苏联垮了，而总统们，我这里说的是总统们，因为这是美国两党总统的共同问题，变得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我记得当时流行的说法叫，历史终结论。狂妄自大的总统们，开始疯狂的支持全球化，美国疯狂邀请全世界各个国家参与到全球化来。

他说，整整23年过去了，资本主义没有改变中国，反而是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中国敞开大门，热烈欢迎美国，中国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制造成本吸引外资涌入，数百万美国工作，美国的重要产业，美国的工厂，大举进入中国。而美国呢？美国工人们失业了，工厂倒闭了，城镇荒芜了。

卢比奥说的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左与盛世的关系。

盛世易左，乱世易右？

佛教与道教，当然与左右无关。卢比奥的演讲，也不是正面讲讲左的问题。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琢磨一下乱世盛世与左右的关系。

所谓盛世，不外是这样几个特征：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暴力犯罪率低、治理有效；经济持续增长，就业充分、财富总量增加；人们安居乐业，民生需求从“生存”转向“品质”。但同时，经济的发展和财富总量的增加，往往会伴随分配不均、资本垄断、阶层固化等问题，民众会更多要求公平与正义。

在这样的情况下，左派的主张不但更加契合民众的诉求，而且，宽裕的经济社会条件，也似乎为实现左派的理想提供了可能。这时，左翼的高税收调节、全民福利、“权利扩展”等主张，就比平时更具有吸引力。

在1950-1970年代，其时正好是二战后欧美的盛世，经济年均增长4%-5%，中产阶级壮大，但贫富差距仍存。此时英国工党、德国社民党等左翼政党主导推行“福利国家”，美国左翼推动的民权运动，本质上就是盛世中“平等需求”催生的左翼倾向。

而乱世恰好相反，在乱世中，人们的生存需求是第一位的，这与右翼秩序稳定的主张恰好一致。乱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避免死亡与混乱”，民众愿意牺牲部分自由或平等，换取右翼能提供的“安全与秩序”。这是一种秩序优先的选择。

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经济社会状况不如人意的时候，很容易形成一种外部归因，即将问题转移到移民、外族、外部势力上。比如，一战后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恶性通胀、失业激增，社会秩序崩溃。极端右翼的纳粹党乘机上台，本质上就是乱世中“秩序需求”催生的。

并非是一种绝对的规律

在本文开篇中，我就强调，这里所讨论的盛乱与左右的关系，不是一条绝对的规律，其间存在大量的例外。

在9·11事件发生时，美国的经济情况是不错的。但911事件的发生，凸显了民众对安全的需求。当时属于右翼的小布什政府推行《爱国者法案》，限制某些公民自由、发动伊拉克战争，支持率一度高达80%。这说明，即使是在盛世中，如果如恐怖袭击、战争威胁遭遇安全危机，“安全需求”会重新压倒“平等需求”，右翼的“强硬外交”“强化安保”等政策会更容易获得支持。

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也多次发生过。19世纪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也是一个经济繁荣的盛世，工业革命达到顶峰。但与经济繁荣相伴随的是工人运动兴起。面对这种局面，右翼的保守党推行“维护君主制、压制劳工运动”的政策。这与盛世易左也不相符。

相反，乱世也也有左的时候。从历史上看，如果乱世的根源被归咎于“现有体制的腐朽”，如阶级压迫、寡头垄断等，民众会倾向支持左翼的“彻底变革”。俄国十月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乱世，右翼的胡佛政府无力应对危机，左翼的罗斯福新政获得广泛支持。

这里还有一个特殊的例子，委内瑞拉。21世纪初石油繁荣期，查韦斯以“反美、国有化、穷人福利”上台，这似乎符合“盛世易左”；但2014年后石油危机后，马杜罗仍通过“反外部干涉、维护政权稳定”维持支持，此时左翼反而成为“秩序维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