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ry Link林培瑞与哈佛费正清系——“台湾新儒家—美国汉学—中共文化战”这个三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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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培瑞（英文名：Perry Link，194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美国著名汉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讲座教授。
父母都是美国左派知识分子，在哈佛大学开始学习中文，学士后到香港游学，转向中文研究、对中国共产主义有极大兴趣与同情，64学运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协助方励之夫妇出逃美领事馆，彻底看清中共谎言。他曾因协助中国异见者逃离中国而被中国禁止入境。
林培瑞先生在"受骗的不只是中国人而我这样醒了"一文中，回忆了自己当年如何被中共迷惑，之后又是如何觉醒的心路。
Perry Link批评的美国汉学家要点
1.费正清体系（Fairbank School）：
建立在冷战初期的“中国研究”框架，强调理解“中国社会如何走向共产革命”。
但这个路线往往过度依赖中共官方叙事，将毛泽东思想视为“中国社会历史的自然发展”。
林是美国汉学权威费正清教授的学生，当年费教授被批评者认为是促成了美国有利中共的政策，最终使得国民政府在大陆溃败。
2.汉学家中文能力有限：
Perry Link指出许多美国中国通其实不懂中文文献，或停留在基础阅读层级。
研究资源与管道被中共严格控制（档案封锁、翻译陷阱），美国学界长期被“选择性供料”误导。
3.对中共的过度幻想：
从尼克森访中、卡特与中共建交到90年代的“中国崛起”论，许多美国学者和政客都相信“经济自由化会带来政治自由化”。
Perry Link批评这是因为美国汉学知识社群对中国文化政治的理解片面、浪漫化。
4，美国大学不仅寻求学术思想的交流，同时也寻求资金，吸引有钱有势的学生（包括习*近*平的女儿）。
他还说，这种安排是中国所乐见的。
“中国共产党的兴趣一直是在科学领域赶上西方，以便和西方一样强大和富有，”
（哈佛大学也成为中共干部训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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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个放回“新儒家—国学郎中—哈佛汉学系”的脉络
杜维明在哈佛推“文化中国”，实际上是把台湾新儒家学院式的“大一统文化论”包装成一种“跨国学术资源”，顺利输出到美国学界。
这个输出恰好和费正清体系的缺陷相辅相成：
费正清派“不懂中文细节→依赖中共叙事”；杜维明“懂中文经典，但把它加工成威权文化论→正好符合西方人想要的‘文化解释’”。
结果是美国对中国的理解一边被“共产主义的现代化神话”框住，一边被“儒家大一统文化神话”补完。台湾民众和学生也因此继续被“儒学郎中”捆绑，因为这套话术在国际舞台上也有了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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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共是文化传销总部，那么：
费正清系汉学家是“被话术收割的外销代理”，杜维明式新儒家是“把老掉牙的祖传药方翻译成英语的包装师”，
Perry Link的角色就像是少数跳出来的“吹哨人”，提醒大家：
“嘿，这些中国通连中文都看不懂，还敢卖中国专业，难怪美国对华政策错得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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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你看懂为什么川普第二任会杠上左倾又亲中共的哈佛大学!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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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篇：台湾新儒家与文化权威的另一条线索
一、杜维明与“文化中国”工程
•文化中国（英语：Cultural China），由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在1980年代提出的论点，由新儒家成员提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历经批孔扬秦与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在台湾、香港与美国等地的新儒家成员认为，儒家传统在中国已经断绝。
杜维明是东海大学早期出身，而当时的东海仍是美国基督教联合会基金支持的自由学风大学（与台湾其他大学官僚化的国民教育系统不同）。师承牟宗三、徐复观、新儒家著名学者。
当美援基金撤出后，情治系统便开始深度介入东海→以梅可望校长为首的政治管控取代自由大学精神。
•杜维明赴美后，在哈佛燕京学社进一步把“新儒家”推向“文化中国”话语体系，后来甚至与中共孔子学院体系的建立有所连结，这已经超越台湾岛内，而进入“中华文化国际化”的政治操作舞台。
从这个角度来看，杜维明的儒学研究并非单纯学术，而是参与了中共道统输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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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余英时：自我切割的“另类路线”
余英时是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的学生。但他强调自己要与台湾的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划清界线。
因为台湾的新儒家太“体制化”：被蒋政权纳入意识形态工程；而余英时则更接近国际汉学与近代思想史研究，尝试避免被政治道统论绑死。
余：“我的专业是思想史，儒家在历史上的流变是我的研究重点之一。因此引起一种误会，颇有人把我看作儒家，或“新儒”。其实，我的主要兴趣根本在于研究工作，希望在所选专业的领域中取得一些真实的成绩，对于同行们产生积极影响。”
他后来在美国的影响，走的就是另一条“汉学研究/近代思想史”的路线，而不是“文化中国”的国师话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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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诗社与青年文学：次级但有感的影响
•网友提到的三三集刊（胡兰成流亡后与台湾外省青年文学网络）与神州诗社，虽然没有直接获得国家资源，但确实在青年一代中创造了“中华文化共同体”。
•这些刊物与诗社，在“白色恐怖下的文学社群”里扮演了重要角色：提供“言论出口”与“文字美学练习场”。也在无形中延续了蒋氏政权“中华文化正统”的论述氛围。
换句话说，他们不是“高位资源占据者”，却是“基层软性的文化传播网络”。
对比来看，他们跟毓鋆、蒋勋这种江湖“人格权威话术”不同，更接近于“文学社群的软性影响”，细物润众也是威权统治者乐于接受的文化组织。
“三三集刊”里的朱家三姝，与台湾新浪潮电影导演候孝贤合作，但文字还是与台湾社会有疏离感、还必须由台湾人吴念真口语表达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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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合观点
1.政权争夺道统
杜维明式的“文化中国”：国际舞台上的儒家包装。杜维明面对自由学术基盘消失、台湾大学环境党国化时，选择在国际舞台上重建父权认同。这是一种“内摄”（introjection）──把失落的权威父亲，转化为文化道统的再认同。
提供了一种宏大叙事的依附对象，但失去了批判距离。
•三三集刊、神州诗社：基层青年中华文化氛围的延伸。心理分析：这是一种“补偿”与“升华”。在没有公共言论自由的时代，诗刊提供了一个替代性舞台，让焦虑与无力感转化为文字游戏。短暂安慰与共同体幻象，却回避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承担。
2.分裂的学术命运
杜维明、孔子学院→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国家文化工程结合。
余英时→力图走国际汉学路线，避免被政治“道统”话术吞没。余英时展现了“情感隔离”与“理智化”的防卫。他避免投入“儒家道统”的政治激情，而是抽离感情，把儒家视为历史对象来研究。效果上保护了自己的学术纯粹性，但同时也让他与“现实文化社群”保持距离。
3.台湾人文学生与文化困境
•学院里的新儒家→僵化的意识形态学问。
•江湖话术化的毓鋆、蒋勋→表演性文化人格吸附。
•诗社与青年刊物→软性虚的情感共同体。
•最后形成一种“上有道统，中有人格，下有社群”，但三者都缺乏真正的批判精神。
从心理防卫机制，其实都是一整代知识人面对“威权环境”时的精神应对方式。
换句话说，台湾战后的人文教育，不只是学术选择，而是一场集体的心理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