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故乡的铁网伸向世界，自由世界能否筑起一道真正的庇护之墙？

一、伸展的铁网

凌晨两点，在伦敦东南的一间出租公寓里，Kai正在电脑前敲下最后几行字。他刚刚写完一封致英国国会的信，内容是关于港人社群在海外的安全问题。Kai是一位来自香港的流亡者，因为参加示威运动后担心被捕，于2022年来到伦敦。我和他因一次关于香港流亡者的采访结识。

他同我讲，两个月前，他就港人社群在海外的安全问题写了一封致英国国会的信，之后不久，他收到了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他同我展示那条短信，上面只有很短的一句话：“别忘了，你的家人在香港。”

我问及他的感受，他说：我房间里的空气一下就凝固了。我不知道那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发给我，不知道是认识的人还是不认识的人，是来自中国的还是来自别处的，一下子就愣住了，惊恐发作一样。只能听见冰箱的嗡嗡声——不管我在哪里他们都能找到我，即便在千里之外，过去的阴影也没有要放过我的想法。

对于许多像他一样的流亡者来说，类似的场景并不陌生。无论是在伦敦、柏林，还是多伦多，或是雪梨，总有一张无形的铁网伸展过海，把他们与“故乡”牢牢相连。这张铁网当然不是保护网，而是一只毒蜘蛛布下的监视与威胁网，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无法开展新的生活。

中国的跨国镇压就是沿着这样的网，跨越国界，对异议者持续威胁的。在这篇报导中，我们将尝试分析它的运作方式，如何渗透到异乡的街头、校园与家庭的。我们也会关注这样的问题：当铁网不断扩张，自由世界又能否筑起一道真正的庇护之墙？

二、伸出国界之外的手

三十多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坦克车的履带压过石板路，烟雾在长安街上久久不散。对很多人来说那是个彻底改变生命的清晨——许多人被迫流亡，许多人从此噤声。彼时，人们相信，只要离开中国国境，远走他乡，至少能获得一种免于恐惧的自由。

但到了今日，这种信念已被时间戳破。

2014年，中共官方推出“猎狐行动”。公开的说法是追捕外逃贪官，但在更隐秘的层面，这场行动也成为了跨国追踪异议人士的起点。随后，“天网行动”展开，网线铺向全球。被波及的，并不只是经济案件的嫌疑人，还包括那些参与过新疆人权倡议的维吾尔人、为家乡争取自治的藏人、在香港争取民主的年轻人，记者，甚至是一些发表过支持民主言论的普通学生。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研究显示，在短短十年间，中国至少在三十六个国家发动过两百多起跨境打压行动。这些数字背后并不只是冰冷的案件，而是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一个个手足。有人和我讲，他在布鲁塞尔被陌生人跟踪，有人告诉我，自己在雪梨的校园里突然被偷拍，一位朋友说自己的母亲在甘肃接到了“喝茶”的电话，但她的母亲对她所做的事情其实一无所知。这些片段仿佛碎裂的玻璃，但拼凑起来，构成一张越收越紧的铁网。

铁网是如何延伸的？有时，它以“社团”或“侨领”的名义出现，要求人们汇报谁参加了集会；有时，它以国际刑警的“红色通缉令”为外衣，把政治反对者塑造成罪犯；更多时候，它透过数位的无形力量渗入日常——想像一下，在网络上，一个匿名账号能把你的照片传回国内，告诉他们你的一切动态，一个骇客攻击就能让你电脑的档案瞬间消失。最残酷的，仍是留在中国的亲属，他们突然失业，或被迫在镜头前录下谴责子女的声明，成为远方流亡者心中最深的伤疤。

在国际政治的语境里，人们或许会用“长臂管辖”来形容这种现象；而对受害者来说，那个词过于抽象。他们更愿意用另一个比喻：铁网。因为那不是一条手臂，而是一张看不见的网，把人从四面八方困住。

三、铁网下的流亡者

在芬兰南部的一间图书馆里，清晨的阳光从窗户洒下来，照在书桌上一叠厚厚的文献上。阿不来提（化名）是一位流亡多年的维吾尔学者，正低头翻阅一本维吾尔文诗集。这是他每周固定的仪式：翻译、注解，然后把整理好的资料交给一个小型流亡社群的刊物。他跟我讲，这是唯一能“保存语言与记忆”的方式。

手机震动时，他的动作停下来。萤幕上跳出熟悉的号码——家乡的母亲。这是他等待已久的电话。他匆忙接起，却只听到几秒钟沉默，接着是匆促的呼吸声。最后，一个颤抖的声音传来：“儿子，你再也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随后是“嘟嘟”的断线声。

这样的片段，他已经经历过太多次。他告诉我，现在母亲一个字都不敢和他多说，不在问候他的近况。他不知道是不是母亲的背后有一个警察坐在客厅里，有摄影机冷冷地对准她。真正的讯息不是她说的，而是她没有说的。又或者——他说，他们总是坐在楼道里面，时不时上门看看。

阿不来提不愿透露更多关于自己的信息，怕引来更糟糕的结果，他告诉我他的研究可以简述为新疆的文化记忆，过去他在学术会议上有公开批评过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自那以后，他的家族在新疆接连遭遇审查和盘问。他的弟弟失去了工作，表妹被迫签署“保证书”，而母亲则成了“人质”——她的沉默电话，是最赤裸的勒索。

“不要以为流亡就意味着自由，流亡只是让你有机会活着”他在采访里和我淡淡地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感受，我希望你能理解我，我现在每天写的每一行字，都可能让家乡的某个人付出代价。”

2022年，11月底，在乔治城大学的校园草坪上，几十名学生静静站着。风里飘落着树叶，他们手里举着白纸，没有口号，只有沉默。这是一次声援“白纸运动”的集会。

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小雨（化名）当时就在现场，她跟我讲，说当时发现有些同学举着手机对他们拍摄，她担心这些同学是学校里的中国同学，他们会把照片传到国内。

那天晚上，她回到宿舍，手机的社交软件突然跳出几条陌生讯息，有一位同学在WhatsApp上发消息给她，骂她“卖国贼”。

两台后，她接到国内的父母打来的电话，声音颤抖：“警察刚刚来过，说你在外面参加了什么不该参加的活动。你是不是疯了？！”

小雨沉默著听，喉咙紧得说不出话。她望着宿舍天花板，眼泪静静滑落。

在雪梨市的一间社区活动中心，黄生（化名），一名二十多岁的流亡者，正在整理他的演讲稿，几年前，他在香港街头举著雨伞和横幅，高呼口号。那时他还是大学生，和同伴们一样，怀抱着“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能为这里争取自由的机会”的信念。后来，他的朋友一个接一个被捕。夜里，母亲告诉他不要回家，因为有人询问他的行踪。那一刻，他才明白，或许离开才是唯一的选择。

流亡后，他并没有沉默。他参与了海外的社群组织，写文章、办讲座，继续讲述香港发生过的事。但代价是沉重的。他不知道自己的个人资料是怎么被泄露的，在一次演讲之后，他的电邮被垃圾讯息淹没，社交媒体账号遭大量机器人攻击，传来的讯息全是诅咒与死亡威胁。他甚至怀疑，连日常采买时都有人在跟踪。

更深的恐惧，来自海另一端的消息。他的父亲在香港经营的小店突然被检查，以各种理由罚款，甚至传出可能吊销执照。母亲打电话来，声音压得很低：“你能不能讲少一点？”

黄俊说，他知道自己不能沉默，但每一次发声，心里都像被刀划过。他笑着和我讲：“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够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饭，不必再担心身边有人在看着我。”

在曼谷市郊，一处新建的购物中心工地，烈日下钢筋交错，工人们戴着破旧的安全帽，挥汗如雨。李强（化名），告诉我他来自中国云南，已经在这里干了一年多。他住在工地旁边简陋的铁皮屋里，十几个人共用一张水泥地铺和一个摇摇欲坠的电风扇。

他说自己一点都不关心政治，只想攒点钱寄回家给妻子和孩子。但政治总是以另一种方式闯进来。

去年十月，他所在的工地被一个“侨团”找上门，希望邀请中国工人周末去市中心参加一场文化表演。工头明白暗示：“这是领馆安排的，最好别拒绝。”当天，他们穿上印有中国国旗的 T恤，被巴士载往活动现场。舞台上播放着爱国歌曲，和官员们合影。李强站在人群里，手里挥着小国旗。但他告诉我，他其实心里在想着另一件事——万一这些照片传回中国，会不会有人觉得自己“太热心”？万一他日后想申请庇护，这些照片又会成为他的“证据”吗？

工人之间偶尔会小声议论。有一次，李强听到两个工友低声抱怨：“不去不行啊，家人还在国内，影响多不好啊，他们以后万一找到家里怎么办？”另一个人点点头，然后迅速闭口。话题像风一样掠过，没有人敢追问。

李强觉得，最压抑的并不是长时间的劳作，而是这种无法选择的“表态”。

四、如何编织一张网

如果尝试把不同流亡者的经历放在一起，就不难发现，这其实不是孤立的故事，而是同一张铁网的不同线头。

在芬兰，阿不来提接到母亲的电话，几秒钟的沉默就足以让他明白背后的威胁；在美国，小雨举着白纸，却看见手机镜头对准自己，知道照片很快会传回国内；在雪梨，黄俊面对台下的辱骂时强装镇定，几天后社交媒体便被机器人淹没；在曼谷，李强和工友们被塞进巴士，挥舞小国旗参加并不想参加的“活动”。

这张铁网的一根线来自数位空间：被骇的账号、外流的照片和匿名的诅咒；另一根线则栓在故乡的亲人身上，一通电话、一张保证书，足以让人在万里之外闭上嘴巴。还有一些看不见的线，透过侨团、工头或同学，把人推进集体表态的场景里。最后，制度本身也成了网的一环：红色通缉令、国际场合的“合法”封堵，让人即便逃到自由世界，也始终找不到真正的庇护。

这些故事并不发生在某一个特定国家中，而是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者身上，互联网拉近了现实的距离，也消散了原有的安全边界。当手机响起，哪怕身在欧洲抑或是美国，大家都能感受到那只手从千里之外伸来，轻而易举地掐住喉咙。

五、回应与困境

在布鲁塞尔的议会厅内，柔和的灯光映照着欧盟旗帜，一位欧洲议员的声音在空间中回荡：

“中国的跨国镇压，不仅是针对中国人，而是对我们所有人自由的挑战。”

这场发言迅速获得掌声。然而几分钟后，日程继续进行，议会的节奏回归现实。尽管已经有国家如英国发出明确谴责，关闭中国境内设立的“海外警务站”，但对那些依然生活在海外恐惧中的流亡者来说，这声援往往像是来自遥远电波的回音——温暖，但不够实际。

在另一端的大洋彼岸，悉尼的移民中心，黄生坐在冷白的长椅上，手里紧握一份保护签证的申请表。他的手机仍会不定期响起威胁简讯，他已习惯抚摸萤幕的那刻心跳加速。这份安全，似乎永远得等到“某一天”，却又似乎永远用不完的等待。这种焦虑，让人常常怀疑——政治庇护，是否真的能庇护人心。

不过，国际社会并非没有行动。加拿大与英国通过国会调查与政策措施，提升对跨国镇压的认知与透明度；美国先后对执行跨国镇压的中国与香港官员祭出制裁，涵盖司法与警政领域；澳洲与 G7国家也强烈谴责香港以《国安法》对海外民运人士发布逮捕通缉令，视其为违反主权与言论自由的跨国镇压行动。

然而这些政策反应与宣示，往往薄弱于外交矛盾与经济依赖之间。例如多数民主国家依然依赖中国的贸易与投资，使得“人权优先”的立场在实际外交操作中，常被微调、甚至搁置。这让许多流亡者感到，他们的自由问题，虽被口头支持，却依旧是国际政治中的牺牲品。正如一位学者曾向我坦言的：

“对流亡者而言，安全往往是国际政治最先被交易的一张筹码。”

在这场全球戏码中，掌声与政策公告难以抚慰夜深人静时分的惊颤。流亡者们继续在自由世界里建构一套高度警戒的生活——他们为即将到来的访客调整语言、为陌生的朋友筛选话题、为一则简讯躲在被窝里颤抖。对他们而言，庇护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谨慎与疲惫。

六、写在最后的话

在伦敦的那间小公寓里，夜又一次深了下来。Kai把手机放在桌上，盯着萤幕良久，然后打开电脑，继续撰写给国会的信。他知道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也清楚这可能再一次招来骚扰，但他的手仍然在键盘上没有停下。

“我能做的事很小，”他说，“但只要还能说话，我就不想让他们觉得我已经沉默了。”这句话，像一道微弱的灯光，点亮了所有被铁网缠住的故事。

中国的跨国镇压正挑战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流亡是否还能意味着自由？在这张无形的网中，不仅是异议人士与少数族群被困住，整个国际秩序也被迫面对一个现实——专制的力量正在穿越国界，逼近民主世界的边缘。

庇护不应该只是一张护照上的印章，也不该只是一段政治声明。它需要的是实际的保护机制：政府更坚定的立场，法律更完善的防护，还有社会更广泛的理解。因为对流亡者来说，真正的庇护不是哪个国家的标志，而是能否在夜里安心合上眼睛，不必担心下一个讯息、下一通电话，会再一次提醒他们——那张网还在。

当故乡的铁网伸向世界，自由世界能否筑起一道真正的庇护之墙？答案仍未确定。但至少，这些继续发声的人已经给出了另一种回应：他们用自己的恐惧、疲惫与坚持告诉我们，这场抗争不只是关于中国，也关乎所有仍然相信自由有价值的人。

七、参考文献

Freedom House. Out of Sight, Not Out of Reach: The Global Scale and Scope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RTICLE19. China: The scale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of protesters worldwide.

Amnesty International."On My Campus, I Am Afraid":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and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Reuters."Britain says China has closed unofficial police stations in UK." June6,2023.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ICIJ). China Targets Series.2025.

The Guardian."Revealed: online campaign urged far right to attack China's opponents in UK." April28,2025.